基于知识的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因外部社会环境影响、激励机制不健全、企业培训工作滞后、企业文化建设力度不够等原因导致的人力资源开发不足、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已制约了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根据存在的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永康开展土地整治破“两难”

浙江省永康市（县级市）虽是一个工业经济强县,却是一个土地资源小县,“七山一水二分田”是永康土地资源最贴切的写照。面对日趋紧张的供需矛盾,为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力度,增强保障经济发展能力,该市主动深入调研,立足实际,审时度势开展农村土地整治。     

正确理解价外费用——兼与冯建荣、周成东老师商榷

价外费用是税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车购税均有涉及。实践中对价外费用的理解并不统一,本文通过分析《中国税务报》2011年4月11日刊发文章《转让特许经营权的流转税分析》（作者：冯建荣、周成东）中的案例,就如何正确理解价外费用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煤矿生产中机电设备的安全管理与维护

近年来,随着煤矿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新设备、新工艺广泛使用,机电设备在煤矿安全生产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同时,由于煤矿生产条件和生产环节的复杂性、多样性,给机电设备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探讨在煤矿现代生产发展,机电设备越来越重要的条件下如何提高机电设备管理的水平：重视机电管理人员,提高他们的待遇,增强机电人员岗位责任心;增加投入,优化机电设备水平;努力提高机电管理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严格机电设备档案、养护管理制度。     

交通肇事犯罪案件若干问题探析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修正案(八)》第一次将“醉酒驾驶”、“飙车”等行为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并增加“危险驾驶罪”这一新的罪名.本文以刑法修正案(八)增加危险驾驶罪从而改变了交通肇事犯罪的构造变化后对于交通肇事犯罪的认定影响为基础,结合涉及交通肇事罪与危险驾驶罪相关的理论与问题,将交通肇事罪与危险驾驶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问题展开比较分析,重新梳理整理在认定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司法实践中的若干问题.     

数字金融、企业异质与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结构效应

本文围绕数字金融影响货币政策利率渠道可能产生的结构扭曲效应问题，通过在信贷市场存在异质摩擦的经济环境中构建数字金融作用机理的理论模型，提出研究假设，并利用中国微观企业和宏观时序样本数据，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数字金融对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效果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2)数字金融弱化了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结构扭曲效应；(3)数字金融的作用存在扩张与紧缩政策下的非对称性，并受到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促进“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时期优化货币政策操作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金融发展二重效应与货币政策传导

基于推动动力特殊性所导致的金融发展功能异化,文章提出了中国金融发展具有规模化和市场化二重效应的新观点。文章据此结合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新特征拓展了传统金融发展指标,并对金融发展指标从功能上进行了二重性区分,通过构建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尝试打开金融发展二重性对货币政策差异化影响的机理“黑箱”,提出了三个非竞争性命题,并对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金融发展总体上提高了货币政策的效果,但这主要是通过金融发展市场化效应实现的。第二,从传导机理来看,金融发展市场化效应强化利率渠道而弱化信贷渠道;规模效应Ⅱ则反之。第三,在企业抵押能力存在系统异质性的条件下,金融发展市场化效应和规模效应Ⅱ还会分别通过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产生金融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效应。第四,货币政策不同传导渠道的相对作用内生于金融发展的阶段、结构和功能,而且这一相对作用还会被实体经济的系统异质性放大。文章对于如何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提高货币政策调控能力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数字经济、价格粘性与货币政策利率渠道传导效果

发展数字经济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大强国战略之一，数字经济正在全方位地改变中国的经济形态和运行机制。本文考察了数字经济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基石——价格粘性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的变化。本文首先在一个两部门最优化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探讨了数字经济引起的价格粘性变化通过Fisher恒等式影响货币政策利率渠道传导的机理，据此提出了可用于验证的模型结论和机理假说，并对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引起的价格粘性变化弱化了货币政策利率渠道调控总产出的效果；(2)数字经济弱化货币政策利率渠道传导的机理，主要在于数字经济通过作用于价格粘性降低了企业投资关于名义利率的敏感性，但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大；(3)数字经济对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弱化效应，会不同程度地受到货币政策实施频率和商品市场化改革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完善货币政策利率渠道传导机制和创新货币政策调控方式，构建新发展格局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数字金融、严重负向冲击与非常规货币政策

21世纪以来，较为频繁地遭受外部负向重大冲击的时代背景催生了对中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体系构建与实践指引的双重需求。基于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取决于金融市场摩擦程度的理论逻辑，从近年来给中国金融结构和金融运行机制带来颠覆性影响的数字金融出发，本文尝试从理论上回应上述问题。研究发现，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区别可归结为中央银行资产总量和结构调整的差异，前者调控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后者调控不同金融资产市场间的利差。在经济遭受严重负向冲击时期，基准利率调控受到有效利率下限的限制，而冲击会放大利差水平，因而非常规货币政策更为有效。数字金融影响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相对效果，是基于利率和利差变动对企业投资影响的相对大小实现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影响效果越大。本文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与传统理论逻辑纳入统一的框架，并提出中国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选择不仅是经济波动的函数，还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函数。本文对于新时期如何根据经济冲击特征创新和健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以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