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几种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简要评析--基于对国有企业低效率根源的不同认识

一、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对此的研究判断各不相同。一类是“国有企业非效率论” ,代表人物是萨克斯 (Sarchs,1 997)、帕金斯(Perkins,1 999)、樊纲 ( 1 996)等 ,他们通过对国有企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国有企业的财务指标、人均利润率等指标的研究 ,得出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是持续下降的。例如 ,我国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资金利税率和产值利税率从 1 978年的 1 5 5%、2 4 2 %、2 4 9%、下降到 1 0 %、6 5%、1 0 0 % ;另一类是“国有企业效…     

企业成长的社会关系网络维度研究

企业的成长可以从分工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交易费用的节约等方面进行阐释。但原有的经济理论不能回答 :作为“经济人”的企业或个人为什么不会利用欺诈与暴力等手段来追求自身利益呢 ?企业组织对市场的取代有助于削减交易费用 ,然而许多企业组织的产生本身并没有消除单个经济活动者的主体性与依仗现有情境理性决策的能力 ,那么企业究竟是如何提高了效率的呢 ?本文试图从社会关系网络维度对企业成长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新视角:制度创新空间

改革开放前国家主导的制度供给在促进城市工业发展的同时抑制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形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改革开放后,城乡和区域间制度创新空间的变化导致城乡之间和东西部地区之间发展差距。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要求在规范国家制度供给的同时,赋予城乡间和地区间相同的制度创新空间,积极鼓励制度创新。     

对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研究经济价值的简要阐释

一、问题的提出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的产生、发展以及企业的边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而交易成本的高低又取决于企业制度的安排,那么是否意味着制度的完备就有企业的高效率,而制度的缺失就导致企业的无效率或低成长吗?或者说仅仅靠作为正式制度安排的经济体制、法律、合约等就能实现企业的成长和经济的发展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样来回答,在制度真空、制度缺失、制度滞后甚至制度失信的条件下,20多年来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资金、技术、人才等稀缺资源而飞速发展起来的呢?是什么因素在推动…     

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机制研究

分析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的作用,试图就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机制构建一个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即从微观角度(企业的产权结构、企业家权威、企业内部的互利合作、企业家的能力)以及宏观层面(社会的信用水平、法制环境、社团)分析企业的社会资本积累机制.     

农户经济行为视角的财政农业投资:绩效、原因、对策

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效果与目标之间的偏差表明财政农业投资绩效欠佳.原因主要在于财政对农业投入力度、结构、机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理性经济行为不协调.提高财政对农业的投资与农民理性经济行为的兼容性可以促使农民理性经济行为与政府支农目标趋同,提高财政支农绩效.     

金融深化对第三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金融深化如何影响第三产业结构和就业?本文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开放与金融法治角度提出假说,并利用2000～2006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予以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金融规模能够促进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提升,金融效率却呈现抑制作用;金融结构、金融开放和金融法治对产业结构影响尚不显著;金融体系对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金融深化对第三产业就业有显著影响,但以负向作用为主;金融规模扩大、股票市场发展及金融法治改善能够促进第三产业就业比例的提高。     

机构投资者“分心”如何影响股价同步性

本文将机构投资者持有投资组合中行业的极端收益作为导致机构投资者“分心”的外生冲击事件,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了机构投资者“分心”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分心”会促使股价同步性上升。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机构投资者“分心”带来的监督缺失效应,会通过降低会计信息透明度进而造成股价同步性上升。此外,监督作用更强的专注型机构投资者“分心”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更大。内外部治理环境较差容易为管理层的不当行为创造空间,增强了机构投资者“分心”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本文从机构投资者有限注意力这一视角,发现机构投资者“分心”对公司信息披露和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具有重要影响。这为监管部门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引导机构投资者加强对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督,提供了重要启示。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数据要素推动数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深入，数据要素跨境流动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成为重要研究课题。本文基于ECIPE-DTE数据库测算了全球46个经济体2014—2018年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指数，结合国际面板数据展开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相关性分析，并通过中介效应考察此影响背后的传导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会显著地抑制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研发创新效应、制造业服务化效应和要素匹配效应会产生中介作用，阻碍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负向作用具有行业类型和经济体类型的显著差异，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这种负向影响。为此，需要制定合理的跨境数据流动开放政策，打通研发创新壁垒、优化要素配置、加快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信息技术水平，从而充分发挥跨境数据要素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杠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