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动态

一、制度变迁理论的新进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North)在继承和发展科斯(Coase)关于制度决定绩效的思想基础上,在《对制度的理解》(No.2)一文中进一步给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大纲:(1)在政治市场中如何选择才能达成一致——政治经济学;(2)研     

论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企业共同治理机制

现实的改革思路基本上遵循所谓“股东至上”逻辑,该逻辑既违背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原则,又过于简化,甚至扭曲了现代公司的制度特征。本文力图摆脱“股东至上”逻辑,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遵循“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使国有企业原有的“单边治理”过渡到“共同治理”,通过每个产权全体平等地参与企业决策,并平等地相互监督,以提高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     

让企业“单飞”是WTO给政府的选择

WTO约束的真正对象不是企业,而是政府。因为WTO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其协议是关于政府管理贸易和贸易相关事项的法律规则,这些法律义务的承担者正是政府。     

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

<正> 所谓制度变迁方式(改革方式)是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变迁形式、速度、突破口、时间路径等的总和,而制度选择目标(改革目标)是指制度创新主体在既定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下所期望实现的未来制度安排。由于我国已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制度选择目标,所以目前理论界关注的热点是,如何评价既有的制度变迁方式,以及应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才能在既定的现实约束条件下,以尽可能低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关于习近平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论述的研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我们既不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也不能照抄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复制西方的模式,而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理论创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成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为此,必须要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     

金融风暴冲击下的中国经济走势

对2009年中国经济走势到底怎样判断?我们认为是不太乐观,2009年中国经济将出现深度下滑.第一,2009年GDP增速将跌破9%,保8%将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而悲观认为2009年GDP增速将退到8%以下;第二,潜在GDP出口将进一步扩大,总供给与总供求不平衡进一步恶化;     

不完全契约理论:一个综述

标准的契约理论或委托-代理理论假定契约是完全的,然而现实中的契约是不完全的。契约的不完全会导致事前的最优契约失效,当事人在面临被“敲竹杠”的风险时会做出无效率的专用性投资。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由于契约不完全所导致的效率损失时,发展了一个新兴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本文以一个基本模型为基点,围绕专用性投资效率问题,从司法干预、赔偿、治理结构、产权以及履约等多个视角,全面地介绍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产生、发展、应用以及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前景。     

父亲政治身份、政治关系和子女收入

本文使用CGSS2005年的数据,考察拥有党员身份的父亲的退休对子女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父亲在职和党员的交互项对子女收入有较为显著的影响。退休可以认为是一个与父母能力、子女能力和社会资本几乎无关的外生事件,这反映了政治关系特别是权力的寻租效应的存在。文章还通过除年龄平均后的回归试图更加有效地解决父亲年龄和子女年龄相关的问题,以及通过父亲教育和退休交互项对子女收入的影响,进行了侧面的证明。     

“纵深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与重庆创新探索”笔谈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前途命运。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至今,已十年有余。十年多来,我们推动的改革是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取得的成就是历史性、革命性、开创性的。     

专用性、专有性与企业制度

本文认为 ,虽然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安排是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 ,但企业制度的本质却是如何创造和分配组织租金。现有文献往往含混地将“专用性”视为当事人获得组织租金的法理甚至经济基础 ,然而事实上 ,“专用性”不但不是当事人获得组织租金的谈判力基础 ,反而削弱了这一基础。基于此 ,我们提出当事人获得企业组织租金的谈判力基础应该是“专有性” ,并且这一变量极大地影响着企业制度的选择和演变。总之 ,我们认为现实中的企业制度安排并非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或交易费用最小化的产物 ,而是理性的当事人相互博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