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抑或抑制了企业出口？

2001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本文旨在考察对外直接投资究竟对企业出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利用高度细化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首次从微观层面进行系统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出口占销售的比例,而且还提高了企业出口的概率。此外,通过引入生存分析模型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风险率,即倾向于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期。本文从微观层面证实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创造效应,这一核心结论在剔除贸易中间商、排除加工贸易、剔除投资于避税港的企业以及采用最近邻匹配样本进行估计时都非常稳健。     

重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了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以中国"五年规(计)划"政策文件对重点产业的设定为切入点,利用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重点产业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规模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缓解"和"生产率提升"是重点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出口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产业政策对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重点产业政策对低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企业出口概率的促进效应更大,而对高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最后,本文还探究了市场自由化对重点产业政策经济效果的影响,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国应稳步推进产业政策转型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共同促进中国出口贸易长期稳健发展.     

人民币汇率水平与出口企业加成率——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文章利用2000-2007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深入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并同时揭示了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人民币升值显著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并且对于出口依赖程度越高的企业,人民币升值对其加成率的负面影响越大;(2)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且可能存在1年的时滞,它对企业加成率的抑制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递增趋势;(3)人民币汇率对不同特征的出口企业加成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消极影响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降低,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增强而增强;从所有制性质来看,私营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冲击较大;在贸易方式方面,加工贸易企业的加成率受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小.进一步地,文章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通过“价格竞争效应”和“规模效应”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文章为资本市场开放条件下的企业行为选择和贸易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参考.     

进口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北大核心CSSCISSCI

进口贸易政策变化究竟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文章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深入检验了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进口自由化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创新,且主要体现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上,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较小;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大于对创新密集度的影响,即进口自由化更多地是通过“扩展边际”渠道促进企业创新;通过离散时间生存分析发现,进口自由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创新的持续时间,并且中间品关税减让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     

政府补贴、异质性与企业风险承担

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评估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因果效应。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基础上的倍差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并未在总体上明显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不同额度的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即只有适度的补贴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高额度政府补贴则倾向于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最后,我们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此进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寻补贴"投资和研发激励的弱化是高额度补贴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为深入理解中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事后客观评估中国政府补贴的经济效果和完善补贴政策的设计提供了微观证据。     

中国企业的市场存活分析:中间品进口重要吗？

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生存分析方法系统研究了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生存的微观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显著延长了企业的经营持续时间。进一步引入中间品质量差异性和贸易方向的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经营持续时间的正向作用与进口中间品的质量水平呈正比,并且中间产品进口对双向贸易企业生存持续期的影响大于单向贸易企业,对加工贸易企业生存持续期的影响大于一般贸易企业。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传导机制检验,认为“成本节约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是中间品进口促进企业市场存活的重要渠道。最后,引入行业差异化的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异质性产品行业的企业,中间产品进口对同质性产品行业中企业生存的积极影响更大,而高质量的中间品进口和双向贸易模式可以进一步强化上述作用。     

出口多元化如何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提高产能利用率对于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系统考察了出口多元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多元化水平的提升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从传导机制来看，供给侧的提高生产效率机制与需求侧的推动出口扩张机制是出口多元化促进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出口多元化对民营企业和非加工贸易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本文还比较了不同类型出口多元化策略的相对有效性，发现与出口产品多元化相比，出口市场多元化策略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本文的研究对于如何有效制定出口策略、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价值。     

外资并购对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资并购频繁发生,对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企业数据,采用PSM-DID方法系统地研究了外资并购对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外资并购显著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出口扩张、研发创新和生产效率是外资并购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途径;进一步的动态效应估计显示,外资并购后五年内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效应呈"倒U型"动态变化特征。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外资并购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异质性影响,发现外资并购对内陆地区企业、高资本密集度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最后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检验了外资并购的产能利用率效应在不同产能水平企业之间的差异性,发现外资并购在更大程度上提升了落后产能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以上研究意味着,外资并购有助于缩小企业间产能利用率差距,这对于减少社会资源浪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作用。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入世”是否促进了出口参与?

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的理论框架,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全面深入地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贸易自由化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参与,本研究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并进行多角度的稳健性分析,结果均支持了这一结论;(2)贸易自由化通过竞争效应与成本效应两个不同渠道促进了企业出口参与,其中成本效应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显著地推动了企业的出口参与,其中对本土企业的推动作用更大,并且入世主要是通过集约边际的途径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     

二重经济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演进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在总体上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趋势,并进一步从理论上分析了二重经济开放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2002—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考察了二重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出口数量的扩张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不明显,而出口质量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区际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在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上,出口开放与区际开放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即区际开放强化了出口开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