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规人才发现、培养和使用的战略思考

以非标准化和个性化的"非常规人才"为研究对象,认为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以确保非常规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使用,并视其为一个过程连续体的三个环节。基于这三个环节作者提出了建议性的认知逻辑和分析方法:在发现环节应遵循察举路径;在培养环节要去功利导向,采用农业生产模式;在使用环节,要坚持人文导向和理性启蒙并举。非常规人才的培养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中国企业LPSS能力与制度的双维共变——以中粮集团为例

新制度学派展开了制度环境与组织结构关系研究的新篇章,将"同形"与"脱耦"作为制度环境对组织结构塑形的两种主要方式。沿袭这一思路,结合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本文创新性地将制度演化与企业能力模块化的逻辑相联系,研究并尝试性地提出了企业能力与制度之间的双维共变初始模型;采取单案例研究法,通过对竞争性行业大型国有企业中粮集团相关经验资料的搜集、编码与提炼,不断对初始模型进行修正匹配,最终发现:中国本土企业的能力演进呈"混合型特点",即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能力重叠交替地表现出许可获取(Licence)、优质产品(Product)、顾客导向(Service)和系统创新(System)四个主要特点,但从时序上总体来说,又可概括为一条"许可获取—优质产品—顾客导向—系统创新"的LPSS能力演进曲线,融入边际成本和收益视角,该LPSS能力曲线呈螺旋式递归态势,且与制度环境发生双维共变。     

企业的价值创新与应用

在工业经济时代,土地、地产、资本和劳动力是企业财富最重要的来源,企业战略是竞争导向型,主要特征是对竞争对手行为进行模仿和做出反应以及比竞争对手更有优势。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知识储备、技能、信息共享与创意以及创造性地应用这些资源所获得的能力是企业创造财富最重要的源泉。简言之,企业战略不是聚焦在如何战胜对手,而要聚焦在为消费者创造更大的价值上。     

跨国公司研发活动全球化的成因、策略与组织形式选择分析

主要分析了跨国公司研发活动全球化的成因、发展策略以及组织形式选择。一个重要观点是,假设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组织形式依赖于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尤其是法律环境);东道国政府能够通过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外溢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但同时,当东道国努力改善跨国公司的投资环境,以吸引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时,跨国公司则可能采取不利于东道国学习的组织形式。     

PCT国际专利申请、技术缺口及对策研究

在知识经济时代,研发投入、专利技术与标准竞争已经成为企业市场竞争的关键成功要素,跨国公司正在成为专利技术的主要发明者和控制者。文章基于2002~2007年国际PCT专利申请数的面板数据和与之相关的关键信息,解释了国际PCT专利申请的发展趋势及结构差异,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已经从开放经济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静态惠益"和"动态惠益",并分析了中国制造的"技术缺口"及其深刻的基础原因,提出了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非常规人才发现、培养和使用的战略思考

以非标准化和个性化的＂非常规人才＂为研究对象,认为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以确保非常规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使用,并视其为一个过程连续体的三个环节。基于这三个环节作者提出了建议性的认知逻辑和分析方法：在发现环节应遵循察举路径;在培养环节要去功利导向,采用农业生产模式;在使用环节,要坚持人文导向和理性启蒙并举。非常规人才的培养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企业家群体的结构变迂

现代版的中国“长征”是经济与社会转型。在这条长征路上，处处写满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政府管制与产业自由化、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法制与欺诈、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博弈和平衡。这是一个痛苦甚至有些时候显得混乱的过程，乍看起来充满了偶然和反复。     

有效推进需求侧管理的政策建议

面临疫情大流行带来的国际格局变化,以及供需双侧发展不平衡等发展新趋势,需要我们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过程中,除了要继续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外,也要注重需求侧管理.需求侧管理要以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优化产品供给质量,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新体制,构建全球利益共同体等为重点,着力提高中等消费群体比重、促进消费升级,激发城乡居民消费意愿、优化内需结构,以供给创造需求、以投资撬动消费,推动更高水平开放,使我国经济更好地循环畅通.     

FDI技术溢出的水平效应与垂直效应——基于中国工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尽管我国FDI在绝对值上有了很大提升,我国产业结构中仍存在许多不合理的问题。文章运用2005~2008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对FDI在中国的水平、前向和后向技术溢出关联效应进行了检验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FDI的水平关联溢出效应为负,而行业间的垂直关联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这一结论对于外资引导与利用、相关产业政策的制订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