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管制会抑制企业高管的超额薪酬吗?——基于2015年"限薪令"的准自然实验

为了形成合理的企业内部薪酬差距,通过行政干预方式对高管薪酬进行管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本文从超额薪酬视角切入,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2015年"限薪令"对企业高管薪酬管制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2015年"限薪令"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高管超额薪酬的增加,只是政策效果持续时间有限,通过替换超额薪酬度量指标、剔除股权激励影响、剔除"沪港通"政策干扰和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等几种方法都证实了上述政策效果;(2)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特征和外部法治环境的差异导致"限薪令"政策效果表现出异质性,只有在非垄断行业或外部法治环境较好的企业,"限薪令"对企业高管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才更为显著;(3)限制管理层在职消费和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是"限薪令"发挥政策效果的两个中介机制,通过比较发现,管理层在职消费的中介效应更多体现在非垄断行业的企业中,而内部薪酬差距的中介效应则在外部法治环境较好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从超额薪酬视角证实了"限薪令"的政策效果,否定了一些研究中基于高管薪酬绝对水平所得出的"政策无效论",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所提出的"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经济波动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模型,本文揭示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在短期经济波动(包括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中的一般特征.研究显示,劳动收入份额在产出波动中具有显著的“逆周期”性,在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则呈现出“U型”变化轨迹.在控制了短期经济波动并考虑模型的动态性之后,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仅仅是一种短期“逆周期”现象,而并非伴随着长期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工资粘性”及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某些特殊因素使劳动报酬不能随着产出增长和价格变化而迅速调整,是短期经济波动能够显著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直接原因.     

基于投资者情绪视角分析联想股价变动

传统金融学认为,投资者是理性的,可以根据获得的信息做出最优的投资决策。但近年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并不具备无限的理性。金融市场上存在大量如过度自信、羊群效应等市场异常现象,传统金融学理论对这些异象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为此应用行为金融学来分析解释这些市场异常现象尤为必要。     

信贷风险、资本金约束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通过向Bemanke-Blinder的CC-LM模型植入信贷风险与资本金约束,基于扩展的一般均衡框架探讨了信贷风险评估与资本金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机理.分析表明,信贷风险与资本充足率构成了对商业银行信贷决策的双重约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还受制于商业银行对此双重约束的因应.以扩展的CC-LM模型为基准,文章从信贷风险和资本金约束的角度,解释了我国货币政策实践中尤其是两轮金融危机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差异.     

公众"规模偏好"与银行市场约束异化

本文运用2000—2007年中国各类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从公众预期角度重新研究了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问题。文章认为,我国商业银行特殊的产权结构,以及长期以来对大银行给予不断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形成了公众大而不倒(toobigtofail)预期和存款人的规模偏好;并通过传统的两条市场约束渠道体现在具体的存款行为上,即一方面通过价格约束对小规模银行要求更高的利率,另一方面通过数量约束在选择存款银行时更偏好大规模银行,这使得存款市场对银行风险的约束异化成了对银行规模的鼓励。     

金融双重门槛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风险预期的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本文对基于风险预期的金融歧视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理论解释与经验分析。文章的理论部分着重探讨金融歧视通过金融市场"双重门槛"影响金融资源配置的作用路径,以及由此引致的金融差距与收入差距的双向反馈机制;实证部分以1952-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金融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基于VAR的动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城乡金融差距与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双向正效应,而城市化将会缩小城乡差距的理论及其经验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并不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