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县乡财政体制的重新构建和设计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村经济与社会取得了较大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是，农业、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仍面临着许多困难，需要采取更为有效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而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建设虽然在改革后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始终没有解决好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各级政府之间关系以及建立什么样的农村税费体系并采取何种途径来保证县乡政府提供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农村居民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等问题。     

健全和完善我国创业投资的税收激励体系

一、建立、健全针对多种投资主体的直接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1.对于创业企业多种投资主体,包括创业投资公司(基金)、大公司以及有条件的个人投资者,直接从创业企业获取的资本利得和投资收益实行必要的税收优惠政策。     

关于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若干认识

全国财政科研系统“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研讨会”于2004年6月13日在河北省廊坊市召开。来自全国财政科研系统的100多位专家、代表就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结合研讨内容将一些观点认识综述如下。     

国际电子商务征税政策分析(上)

对电子商务征税与否尚存争议,从各国当前的政策实施来看,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产业调整和新经济的发展.例如美国通过的网络免税法案给电子商务三年的税收豁免,禁止对其征收任何新的联邦和地方税收;欧盟在相关问题上虽然同美国达成了共识,但强调对电子商务征税.     

国际电子商务征税政策分析(下)

欧盟对电子商务的征税政策与VAT(Value Added Tax)体系 欧盟是普遍实行V A T(增值税)体系地区,VAT是各成员国主要的税收来源之一.欧盟V A T体系最基本的原则是对欧盟区内所有可供消费的商品均是VAT的课税对象,对向其他税收管辖区的提供则不是其课税对象.增值税于1954年首先在法国开征,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增值税的优越性得到各国认可.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大多数国家(原欧共体成员国)均开征了此税.欧盟现行的VAT体系是在1977年5月通过的"第六指示,77/388/EEC"的基础上逐年改进形成的,其最近一次修改是在1999年.增值税在欧盟国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间接税领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国家VAT是第一大税种(如:法国、瑞典等),在税制结构中处于重要的位置.从这种意义上看,面对电子商务对传统税制体系的冲击,比较V A T在欧盟地位与SUT在美国的地位,问题在欧盟显得更为严峻.     

改进省以下财政体制的中长期考虑与建议

省以下财政体制是国家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对地方财政体制的贯彻和延伸。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框架，本是出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体制的要求，但目前过渡色彩很浓重，合理化程度和规范性都不高。从十年来的运行情况看，现行体制在提高“两个比重”．增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调动各级政府理财的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省以下的现状是各地不一，稳定性差，包含地方各级间许许多多复杂而易变的“共享”与“讨价还价”，靠近基层的一端．往往干脆实行旧式“包干”办法，企业所得税分享改革后．仍有些地方层级间继续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各自收入。财政运行中也出现一些新问题，突出表现为在全国财政总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基层财政困难加剧，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方面的缺陷和问题，更是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我国《反洗钱法》的立法背景及基本思路

2003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连续颁布“一规定两办法”,标志着我国的反洗钱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然而时至今日,我国尚未制定一部统一的《反洗钱法》,已成为当前高效开展反洗钱工作的主要障碍。正确认识洗钱行为的基本特性,明晰反洗钱工作中存在的内在矛盾,了解《反洗钱法》的立法背景,借鉴国外成熟的立法经验,制定适合我国国情与发展需要的《反洗钱法》,利国利民、意义重大。     

彰显责任与使命书写胆识与智慧——人行赣州市中支成功解决亿元资金拆借纠纷案的做法

从时隔五年后起诉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到上诉、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一审判决,再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返还5300多万元,2007年,人行赣县支行诉中行北京市分行资金拆借纠纷案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促进我国高储蓄率适度降低的探讨

高储蓄率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诸多影响,深入研究我国储蓄率的具体状况,探讨适度调整储蓄率的政策措施,有助于从宏观经济战略层面正确认识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实质和发展趋势,也有助于探索我国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扩大内需市场的途径。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理论和现状考察、影响分析之后,为促进我国储蓄率水平的适度降低,建议重点实施七个方面的政策安排和制度变革。     

简论县乡财政体制的制度创新

地方财政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制度创新问题。但自1994年至今,我们一直在技术层面上进行操作,即税率的增降、税种的开征与停征、收入共享的划分等,从未考虑过用制度创新来解决县乡财政问题,虽然短期内技术层面的操作能解决暂时的表面上的矛盾,但从长期来看,往往酝酿着更深层次、更激烈的矛盾。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