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数字技术会驱动劳动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发生转变，进而影响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于实现企业内部共同富裕目标；员工规模的扩大、员工平均工资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介路径；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而对管理层的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著影响；相比数字技术实践应用，底层数字技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相比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为技术进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争议提供证据，同时也对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战略提供参考。     

“双碳”目标下数字金融驱动绿色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是“双碳”目标下的内在要求，而数字金融已经成为助推绿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依据我国30个省份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结合非径向距离函数、系统GMM估计等方法，对我国数字金融与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我国绿色经济增长。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能对绿色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是覆盖广度的作用不明显。通过改善金融机构信贷行为和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数字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数字金融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能够发挥更好的影响，说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缩小区域间的绿色经济差距。因此，新时期加快数字金融发展不仅有助于实现我国绿色经济发展，还能够促进金融资源向绿色行业优化配置。     

中国城镇劳动群体迈向共同富裕：逻辑、现状与策略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缩小贫富差距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核心。基于2006—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微观数据的测度结果表明，我国家庭收入差距呈扩大态势；对于工薪群体而言，提高工资性收入是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当前缩小收入差距政策仍然存在“重补偿、轻预防”的逻辑缺陷。基于以上结论，研究认为，要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提升重点群体人力资本，增强其增收能力；运用政策和金融手段鼓励群众投资、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加强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建设，下沉金融服务；各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结合地域特征打造精准扶贫行动升级版，持续加大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相关投入的力度。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金融改革面临的现实状况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是为推动“三农”事业发展而提出的重大战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需要全面而深度的金融服务支持，打造适合“三农”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经济基本面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包括农村人口、农村经济组织管理形式、农村经济内部结构、土地流转、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等方面的转变。农村经济基本面的变化直接影响农村金融需求侧的调整，在三大需求板块相对稳固的格局下，农村金融需求更多建立在乡村振兴的目标上，在需求规模和结构、利益联结机制、内生储蓄流失等方面存在新的变化；农村金融供给侧的变化则主要体现在供给主体构成和金融资源投放的相对失衡方面，供给侧的发展难点还包括农村金融市场建设、金融服务创新、金融科技应用等。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结合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状况，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应当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建立农村金融“三级”市场基本架构；在“市场过程范式”的理论指导下，通过供需两侧相向的市场化功能结构改造，优化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并在新的需求领域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方式。     

关于构建数字科技金融发展生态的策略研究——基于小微科创企业发展的视角

小微企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小微科创企业的发展环境近年来虽有改善但仍面临资金投入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等多种困难。升级现行科技金融服务模式，打造数字科技金融发展新生态是解决小微科创企业融资环境的必由之路。通过以区块链技术打造数字科技金融生态基础架构，以大数据技术提升科技金融服务小微科创的授信能力，以物联网技术增强科技金融风险控制系统，以元宇宙技术拓展科技金融全面管理新路径，以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运行速率，以平台化管理提升服务科技金融的能力，不断提升小微科创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实体经济质量总体水平的提升。     

场景金融与金融科技融合：构建以长尾客户为主体的零售发展新模式

零售业务构成商业银行重要的资金价值贡献，是当前业务转型重点。在“无场景不金融”的状态下，商业银行的零售业务由传统的网点竞争转为线上、金融场景的竞争。场景金融生态圈里，业务发展是根本，金融科技为手段，金融场景属战场，长尾客户系重要目标客群，金融产品与服务是金融交易的载体。文章认为金融科技和金融场景是提升零售业务长尾客户量、质的根本条件，成果最终体现在零售业务发展。为此，金融科技与金融场景要深度地融合，树立长尾客户经营理念，搭建金融新场景，对长尾客户实行精细化管理，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大力发展开放银行，为构建以长尾客户为主体的零售发展新模式提供新动能。     

新计划经济:特征、作用、应用场景与研究建议 ——以商业银行为例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变革带来经济发展的效应已经得到历史的证实,然而,不可忽略的是,近年来,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区域之间的经济矛盾等突出问题也已引发各方面的高度重视.而以技术为导向的新计划经济概念的提出,业界和实践界对之存在较大的争议.正视新计划经济机制的作用,计划杠杆用力过度或不足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为了研究方便,部分内容以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为样本,研究结论基本可以对新计划经济的特征、作用、应用场景及应用的建议作较为全面的概括,并可以用于指导宏观经济层面上的工作.     

数字技术的金融应用：新金融内涵、特点与发展路径研究

新金融是伴随着新经济发展、新技术应用而产生发展的，同传统金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科学定义新金融可以有效加强新金融监管、防范伪新金融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负面冲击，保持新金融健康成长。文章基于数字技术在金融行业的深度应用，阐述了新金融的发展特点、运行逻辑和发展趋势，提出发展新金融必须树立新金融新发展理念、推动新金融有序创新、构建新金融服务模式、构建防范和化解新金融风险体系、处理好新金融发展与强化监管之间的关系，以保持新金融为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提供新动力。     

现代金融治理体系视角下的监管体制改革研究

2023年3月开启的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推动我国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深度调整，在建设现代化金融治理体系的背景下，深化监管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回顾与国际对比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持续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其改革的历史路径形成了丰富的国际经验，体现出一定的历史逻辑，包括监管模式的调整、监管目标的选择、金融科技的风险管理等，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与路径参照。我国本轮改革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的三元结构式双峰监管”体制，符合监管改革的历史逻辑，在建立现代金融治理体系的进程中，将持续加强金融监管体制的内涵建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服务。     

新阶段下中小商业银行健康发展路径的新思考——兼论中小商业银行从“恒小恒弱”变成“恒小恒强”的路径

中小商业银行作为规模小的群体,在发展的实践中,其在社会资源所处位置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商业银行生态中的恒大恒强、恒小恒弱的规律同样有效。但规律也不是恒古不变的定律,特别强的概念也在不断变化与演进,大和强,小和弱并不存在数字推算的必然内在逻辑。中小商业银行如何在恒小的情况下能实现恒强,置身于当前的新的发展历史阶段,坚守新发展理念,积极进行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变化,深化改革、正确定位、科技赋能、集约经营等,可以实现恒小恒强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