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事务所内部管理信息化建设

一、什么是事务所的管理信息化管理信息化,应该从"管理"和"信息化"两个概念来理解。即首先有良好的管理,然后才能实施信息化,再以信息化来促进管理;管理是目标,信息化是手段,将管理信息化等同于计算机 软件的想法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自我国实施信息化战略以来,很多单位为此付出过高昂的学费,企业界曾流转一句话叫"不上ERP是等死,上ERP是找死",就是对管理信息化理解偏差的写照。简而言之,"管理信息化"就是将管理活动计算机化,充分利用以计算机为中心     

人力资本定价模型的动态博弈分析研究

本文对人力资本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首次以企业合约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基于不完全信息下动态博弈理论的人力资本定价模型,讨论了人力资本所有者和物质资本所有者之间讨价还价的动态博弈过程。     

资本监管有效性研究——基于银行特许经营权价值的重新思考

许多文献从风险内在化的角度论述了资本监管对防范银行道德风险的重要性,但却缺乏关于资本监管的有效前提、效率提高等问题的理论分析.本文引入银行特许经营权价值,对资本监管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采取资本监管政策,必须重视前提条件的分析,否则,政策效应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在实施资本监管政策时,要重视政策效率的改进与政策空间的拓宽,同时,不同政策的搭配也是重要的.     

全球经济治理研究的演变与新兴趋势——基于CNKI与Web of Science的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和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变革加速。本文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对2021年以前(含2021年)有关全球经济治理的1738篇文献进行共现分析,综合运用定量及定性研究方法探究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研究脉络,深入分析全球经济治理的研究热点和前沿领域。本文研究发现:(1)全球经济治理中文研究主题由宏观叙事转向探索“中国方案”,外文研究框架成型较早且持续关注可持续发展等细分议题,中外文研究对话存在语境和构念转换的困难,具备“中国特色”的全球经济治理价值观念、精神内涵、战略思想以及建设方略输出受阻;(2)全球经济治理的4个热点领域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建设、全球贸易治理、全球金融治理和全球发展治理,其中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建设是主导的核心领域;(3)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全球税收治理和全球发展治理是具有较大潜力的研究“蓝海”。本文为后续全球经济治理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导向性指引。     

读懂地方的文化逻辑：文和友的在地化实践与思考

<正>当今时代，全球化深刻重塑了世界尺度层面的经济和社会地理图景。但全球化的发生必须要与特定的区域实体相匹配才能产生出巨大的变革和能动作用，这是一个全球地方化的过程。全球地方化理论最初被用于描述和解释跨国公司如何根据不同的地域属性通过地方化的适应策略实现产品促销和利润增值，即“思维全球化，行动本土化”，并在后来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社会文化分析领域。全球地方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过程，也是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全球地方化不是单向度的全球化力量占主导的过程，而是全球和地方两种力量相互协商、彼此博弈的过程，尤其是在文化领域，     

稳健外交关系驱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来自双边联合声明公报签订的证据

中国企业走出去需国家提供国际性公共服务保障，其中稳健外交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性制度保障。文章从双边外交关系切入，匹配2004～2018年双边联合声明公报数据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据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察双边外交关系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研究表明：双边外交关系的增进对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意愿和成功率提高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具体地，外访签订的联合声明公报促进效应大于来访签订的联合声明公报；随着时间推进，双边外交关系促进效应逐渐增强；相较于联合声明和联合新闻公报，联合公报对企业并购意愿的促进效应更强，且外交等级的提升对海外并购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本研究为稳健外交关系的企业跨国并购促进效应提供了新的系统性证据。     

润滑效应抑或摩擦效应：东道国腐败控制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研究

东道国政府腐败控制水平是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因素。文章在严谨衡量各国历年腐败控制水平的基础上，分析了东道国腐败控制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东道国腐败控制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在制度质量约束下，东道国腐败控制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呈非线性关系：随着东道国法治水平和监管质量的提高，腐败控制的影响由抑制转向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强化了腐败控制的促进作用；随着公民权利的提升，腐败控制的促进作用亦逐步增强。     

秩序重构:人工智能冲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北大核心

技术“奇点”的存在使得人工智能将对全球经济运行及其治理模式带来深刻影响,必须对此提前谋划、前瞻治理。人工智能具有自主学习能力、低应用知识门槛和强大的推理能力三大技术特征,它们在经济领域转化为开发层面的“马太效应”、应用层面的“多中心化”和效用层面的“效率最大化”三大特征。人工智能基于其“技术一经济”特征将对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带来三大冲击:一是大国利益分配争夺激化,“中心一外围”格局失衡加剧;二是主权国家主体地位遭到削弱,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进一步增强;三是工具理性收益超越价值理性,机制设置面临人机冲突。据此,须从三方面应对人工智能冲击带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重构:首先,以智能技术赋能新型经济全球化,塑造公正的利益分配格局。其次,推动形成多元协同的权力结构,适应“多中心化”治理模式。最后,以预防性和可被解释为原则,强化监管人工智能参与机制设置。应以“技术向善”为治理目标,以“多边协作”为治理手段,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补充人”作用,审慎运用其“取代人”功能,绝不允许其在社会经济决策中扮演“超越人”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