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卡尔多事实描述的是发达工业化经济在短期内的现象,如果我们考虑欠发达国家,或者考虑工业化早期,卡尔多事实所反映的规律就会消失。一般而言,人均产出增长率与人均产出水平两者之间表现出非线性的驼峰形(hump-shaped)关系。本文认为,这种关系是由于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化(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比重变化)以及城乡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引起的。进一步,本文提出了两种相互竞争的模型,一种认为经济增长由工业部门驱动,另一种则认为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两种模型都与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吻合,至于哪一个模型能更好地反映经济现实,则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地区差距、要素流动与财政分权

本文在财政分权框架下引入不完全人口流动和内生劳动供给选择 ,针对两个不对称的地方经济 ,研究了政府的最优税收、最优公共支出和最优转移支付政策。我们发现了零中央政府收入税和逆向财政缺口 ,在有限政策工具的约束下 ,对应性转移支付也具有缩小区域差距的功能。不同级别政府间的服务竞争和税收竞争极大地影响了个人和政府的最优决策 ,拥挤效应和实际禀赋效应放大了通常意义上的收入效应水平。人口流动和财政分权提高了低生产力地区的福利 ,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高生产力、高禀赋地区对低生产力、低禀赋地区存在隐性的区域间收入再分配 ,中央政府的干预措施一般具有协调区域发展、补贴低生产力低禀赋地区的性质。结合我国东西部的经济现实 ,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应该打破已有的利益分配格局 ,优化转移支付资金的结构 ,提高财政政策效率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在Zhang和Zou（1998）与Lin和Liu（2000）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中国1986n200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协调能力的加强是促进财政分权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与公司的股权结构及公司价值——基于双层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小股东、控制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双层委托代理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我国上市公司中同时存在的两类代理问题:股东与经理人的利益冲突以及控制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了控制股东掏空行为与公司股权结构及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指出:(1)均衡状态下,公司的所有权集中程度由公司股东所受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决定。随着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的增加,小股东最优的投资数量也会增加,公司的所有权结构趋于更加分散。(2)在公司的现金流所有权结构确定的情况下,由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信息非对称性引起的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减少公司价值,使得控制股东和小股东的利益均受到损害。控制股东掏空资产收益的比例随着其自身现金流所有权的增加而减少,随着其控制权和所有权之间的分离程度而增加,随着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增加而减少。(3)相对于公司中仅仅存在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的情形,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会进一步降低公司的价值,而且降低的程度会随着控制股东的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程度的增加而增加。(4)当控制股东完全不能进行掏空时,即使小股东仍然面临由于公司中的第Ⅰ类代理问题引起的利益损害,但均衡时,由于控制股东和小股东之间不存在利...     

持续性不平等的动态演化和经济增长

本论文分别在外生技术进步和内生经济增长的经济中，讨论了持续性不平等的动态演化、稳定状态下持续性不平等的决定以及初始财富分配对持续性不平等的影响。论文研究表明，当经济中存在经济增长时，从长期来看，持续性不平等总会趋于收敛。但是，初始财富分配是否影响长期的持续性不平等取决于财富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如果财富积累率大干经济增长率，初始不平等对长期不平等没有持续性影响，反之则相反。另外，论文研究还表明，经济增长率越大，稳定不平等状态的不平等程度会越大。因此，从长期动态的角度来看，存在另一种形式的公平和效率的冲突——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冲突。     

最优税率、政府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

本文推广了Barro(1990)和Gong-Zou(1999)关于政府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模型，讨论了多级政府下的政府花费，税收和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特殊形式的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导出了经济增长率与政府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的关系；通过数值方法讨论了政府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基于省级财政数据

本文就中国的财政分权问题和地方政府非税收入两者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主要结论是:第一,收入分权程度提升会减少地方非税收入比例,而预算内支出分权程度提高则会降低非税收入比例,但后者没有前者那么显著;但是就预算内外总支出分权而言,它会提高非税收入比例;第二,相比之下,东部地区的分权程度比较显著地减少了非税收入比例;第三,提高地方财政收入自有度,减少纵向财政不平衡会减少非税收入比例;第四,非税收入比例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近似的倒U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