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政策、工农业分工与农业生产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动态分工演进,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起点,将秩序服务和财税政策纳入一个理论框架,结合超边际决策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考察在此过程中各个经济人的最优决策在市场上相互作用而内生的各种变化,揭示了财税政策作用于工农业分工和农业生产率的内在机制。然后,使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对相关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模型分析表明,政府财税政策的实施在促进工农业分工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会扩大粮食生产的迂回化经济程度,进而推动粮食部门的农地生产率提升。就长期而言,单位面积的财政支农支出对农地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其他农业生产要素既定情况下,单位面积的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农地生产率增加3.23%;从短期来看,单位面积财政支农支出对农地生产率的作用较弱,但在反向修正机制的作用下,最终会达到有效提高农地生产率的长期稳定均衡。另外,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促进了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分工水平的提高又推动了农业生产率的提升。     

劳动力价格、信息不对称与农户精细管理技术投入——基于质量识别能力差异的视角

近年来,劳动力价格的快速上涨已然成为中国农业生产所必须面对的内在挑战。对于机械作业难度相对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作物而言,在缓解劳动力约束瓶颈的同时,更应通过精细化的果园管理,以提高产品质量,进而提高其市场价格。然而,由于农产品具有典型的经验品属性,在信息不对称的外部约束下,农户通常难以获得应有的"质量溢价"。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以果品质量关键环节的精细管理技术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在劳动力价格上涨背景下农户精细管理技术投入的决策机制,以及在不同农产品质量识别程度中,劳动力成本变化对其影响的异质性,并基于全国18个省份农户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交易对象质量识别能力的提高,能够缓解农户与购买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将农产品质量信息传递给购买者,使农户获得更高的销售价格,进而在有效提高农户精细管理技术投入水平的同时,能够弱化劳动力价格对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七十年:成就、经验与展望——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9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9 is the 70 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key year for implementing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Summarizing the great achievements made by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the past 70 years will hav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Under such circumstances,the 10 th member congress and 2019 academic seminar of CAAE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Beijing.The key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lies in deepening rural reform,focus on the property right system and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factors,and establish a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free circulation and equal exchang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In order to promote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scale peasant and the modern agriculture,it is necessary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social service industry.Finally,it is suggested to adhere to the two-wheel dr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and new urbanization,promote the effective coverage of rural public services,and improve the rural governance mode of combining autonomy,rules of law and virtue.     

基于用户体验的农村旅游厕所管理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农村旅游厕所是我国厕所革命的短板,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等问题,下一阶段厕所工作重点在于如何"管好"、"用好"上。基于用户体验逻辑的实证研究有助于为农村旅游厕所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运营管理水平提供参考借鉴。本文运用权重综合评价方法,构建了用户体验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广东省农村旅游厕所206座进行实地评测,结合大众用户对农村旅游厕所的体验偏好调查,利用IPA方法分析农村旅游厕所用户体验评价指标的重要程度和实际表现感知,提出丰富用户体验、加强卫生保洁、创新经营模式等政策建议。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我国海水淡化开发利用潜力评价方法研究

海水淡化是缓解沿海地区水资源短缺的重要手段。利用层次分析法,开展了我国海水淡化开发利用潜力评价方法研究。从政策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技术条件3个方面,构建了我国海水淡化开发利用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各指标影响作用权重进行了计算。以全国11个沿海省(区、市)为研究目标,对其海水淡化开发利用潜力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沿海省(区、市)开发利用海水淡化的潜力由大到小分别是:河北、浙江、山东、天津、江苏、辽宁、海南、广东、广西、上海、福建。最后,结合影响我国海水淡化开发利用的主要因素,从战略定位、试点示范、财政补贴、自主创新4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海水淡化开发利用的建议。     

市场导向与政策导向对生物质能源企业绩效影响研究——基于组织学习的中介效应

基于文献分析与推导,立足生物质能源企业微观视角,构建以组织学习为中介变量的概念模型,实证探究了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对生物质能源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导向通过组织学习对生物质能源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政策导向既可直接也可间接通过组织学习对生物质能源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因此,为生物质能源企业经营管理者提出的策略建议是:培育市场化,重视市场导向与组织学习的结合;加深政策变革感知,全面响应政策导向和加强组织学习能力的培养。     

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式评估林业碳汇项目的价值

基于黑龙江省林业局和中国林业统计年鉴的数据,运用修正的Faustmann模型和二叉树期权定价方法分析黑龙江省黑河造林林区的碳汇价值及该项目的经济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经营成本负向影响项目的最终价值;碳汇价格和木材价格正向影响项目的最终价值;初始价值正向影响项目的最终价值;黑龙江省黑河造林林区项目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因此,相关部门应建立完善的碳汇交易市场,实施激励措施和制定林地产权制度。     

国有林场贫困测定与差异性研究

基于2008—2017年国家林业局对中国28个省(市、区)国有林场的调研数据,运用等价性检验的方法从地理位置、经济状况、可持续经营和发展能力层面上对国有林场的贫困测度和差异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贫困林场不一定位于贫困县,并且与国有非贫困林场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国有贫困林场区域异质性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有贫困林场在森林资源基础、人力资源基础、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因此,提出了相关林业部门应该鼓励国有贫困林场发展特色林产品;加大扶贫资金投入;改善职工生计条件;加强资金管理意识等政策建议。     

中国—荷兰中欧班列货源结构时空演化研究

欧盟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之一,荷兰则是我国在欧盟的前三大贸易伙伴之一,中荷贸易关系是中欧贸易关系中重要的一环,中欧班列的区域货源结构对中欧班列功能定位和发展规划意义重大。为明确中荷贸易背景下货源结构动态演化过程、特征及机制,在模糊C均值基础上,结合邻接矩阵对聚类分析结果进行修正,将各离散点货源数据进行合并聚类,剖析其时间和空间层面的演变及原因,探究货源结构时空演化趋势。结果表明:2014—2018年,中荷之间货源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货源时空布局呈现空间集聚效应,表现为“由整到散”“西高东低”的演化态势。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人工智能发展对通胀动态的影响及政策挑战——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但广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经济效应尚待深入研究。基于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替代作用,将人工智能投资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和短期动态分析考察人工智能发展对通胀动态的影响。稳态分析表明：人工智能投资效率提高和使用范围扩大均会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产出水平,但对长期或趋势通胀没有影响;在人工智能发展初级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引起实际工资下降,而在相对高级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引起实际工资上升。短期动态分析显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提高,无论是投资效率的提高还是使用范围的扩大,都会导致通胀及实际边际成本对偏好冲击和技术冲击等外生冲击的反应变弱。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使通胀动态与实际经济活动变化间的联系减弱,其原因是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替代作用使工资调整不再是应对外生冲击的必然选择,进而改变了外生冲击通过影响工资来影响通胀的传导机制。因此,发展人工智能在促进生产率提升和产出增长的同时,还会改变宏观经济变量间的传导机制,进而对通胀等政策调控目标变量的准确预测以及政策调整和实施的有效性带来新的挑战,也为金融理论研究提出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