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桃何以报李:企业内外部社会责任对管家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当员工感知到企业的善行,即企业善待员工或是积极履行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是否会激发员工"舍己为公"的行为倾向,使其为了保护组织长远利益而牺牲个人短期利益呢?本研究依据社会交换和社会认同理论,通过524份有效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员工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对"舍己为公"的管家行为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员工感知的内部和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均正向影响员工的管家行为。责任知觉和道德认同分别在员工感知的内部企业社会责任与管家行为、员工感知的外部企业社会责任与管家行为间起中介作用,且责任知觉和道德认同的中介作用没有显著差异。     

地方政府经济竞争下的企业负担*——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分权体制下政企之间的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计量模型,将地级市之间经济竞争程度与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相匹配,验证了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程度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当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经济竞争程度越激烈时,其辖区内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越低。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对辖区企业的减税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产业和所有制异质性;分位数回归发现,辖区企业处于不同税负强度时,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的减税效应也存在明显差异。在当前减税降费、让利于企的新时代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对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和规范横向竞争中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启示意义。     

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省直管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省直管县"改革一改以往"省-市-县"的管理模式,有助于提高县级政府的财政分权水平。为缓解内生性,将"省直管县"改革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①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高于负面阻碍作用,但不同形式的分权影响有异质性,具体来说财权的下放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的下放则不利于。②当地方政府自主权提高时,其"重生产、轻服务"的支出偏好,使得当地基础设施供给增加,而能够增强地方软实力、加快创新要素集聚的公共服务供给相应减少,造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导致在经济高质量高效益增长中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发挥不够。③随着改革的推进,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逐渐减弱,并不再显著。据此,从合理划分省以下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充实基层政府财力;提高公共服务类指标在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加强各县(市)政府间的合作,实现各自为政的地方经济向统一市场整合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小企业加入非对称联盟动机对权力配置与绩效的影响——以水环境治理行业为例

以往有关联盟绩效的研究很少关注企业动机通过权力配置对绩效的多重影响,以及不同动机和权力配置的影响差异。以资源依赖理论和议价能力理论为基础,以中国245家水环境治理企业为样本,研究小企业加入联盟的动机通过感知位置权力与能力权力的配置,对非对称联盟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的联合效应。结果表明,战略动机通过感知权利互补和平衡促进技术创新;成本动机通过感知权利互补影响财务绩效,但无法通过感知权利平衡影响财务绩效。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创新——兼论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

企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微观市场主体,如何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参与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应对和解决突发性社会公共问题,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模式、实践议题、实践主体、实践范式等方面阐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导向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转向。更进一步地,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为例,深入阐述在特大型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企业如何通过社会责任实践参与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多元范式（基于传统个体型的原子式、基于供应链的价值链式、基于战略联盟的联动式,以及数字化平台经济时代基于平台企业主导的商业生态圈与基于公共治理平台主导的社会生态圈等5种范式）推动治理主体、治理过程以及治理手段与工具优化创新,从而为企业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和实践启示。     

地位竞争动机对个体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

知识共享行为是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虽然以往文献从多个角度和层次研究了组织中的知识共享行为,但忽视了地位竞争动机对个体知识共享决策的内在作用机制。基于地位竞争动机差异,将个体地位动机区分为支配型和威望型,以职场排斥为中介变量、组织公平氛围为调节变量,构建地位竞争动机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过程模型,基于13个组织630套上下级配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支配型地位竞争动机负向影响知识共享行为,威望型地位竞争动机正向影响知识共享行为,职场排斥、组织公平氛围分别发挥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结果为知识共享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框架,揭示了地位竞争动机对知识共享促进和抑制作用的两面性,对企业管理实践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基于过程管理视角的开放式创新关系治理研究

开放式创新集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于一体,对于促进合作研发与创新成果转化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创新主体间目标分歧、利益冲突等关系治理问题影响创新绩效与商业化成败,已成为制约开放式创新实践的主要障碍。基于“知识搜索→知识整合→商业化”的过程管理视角,考察了开放式创新关系治理问题的表现与产生机理,发现解决关系治理问题的关键是维护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间动态均衡,提出了以信任及关系规范为主体的关系治理机制理论框架,并从合作关系的内在规则与外在行为两个方面论证了关系治理机制的作用效果。     

数量驱动或创新驱动：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机制演进

基于1987-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SYS-GMM模型研究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区分高级与基本人力资本基础上,基于招生率和收入维度,从全局和阶段差异视角剖析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提速的机制演进。研究发现：全局而言,两种测度下基础和高级人力资本各自以数量及创新方式驱动经济增长,并呈现以数量驱动为主,数量、创新双驱动的增长模式;从演进视角看,两种测度均表明,高级人力资本创新驱动是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相比旧常态阶段,基础人力资本数量驱动日趋弱化并呈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城镇化及开放程度均对创新驱动有不同程度激励效应,而城镇化是挤出数量驱动的主要推手。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组织惰性与行业敏感度的调节作用

以2012—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依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从组织层面和行业层面的视角探讨了组织惰性和行业敏感度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组织惰性减弱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行业敏感度阻碍了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进而提升企业价值的过程。     

科技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以广东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科技创新是立国之本、强国之路。政府在不同阶段制定相应的科技政策,以求持续激励企业参与创新活动、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基于广东省2005-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计数模型实证分析了地级市政府科技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科技政策力度越大,越能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科技政策的激励作用主要通过研发强度这一中介变量产生;科技政策不仅能促进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同时也会导致企业的实质性创新行为;直接激励类型的政策对企业创新并无显著影响,而营造创新氛围的间接激励类型政策则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激励对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