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演变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革

汇率制度选择关系一国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和经济金融的安全。从理论上说，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总是基于一定的理论前提，并受其所处的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实际上，却呈现出偏好相对固定汇率制度这一特点，对此，应理性看待。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应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借鉴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确定好不同时期的汇率选择目标。     

基于供需视角的物流产业统计问题研究

首先分析宏观物流产业的构成,分别从社会物流的需求与供给方角度细分了其构成;其次图文解读我国社会物流统计和交通统计构成,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社会物流统计内容进行了分解,并阐述了现行交通运输统计体系,厘清现有各类物流统计指标间的关系;最后,指出现有物流产业统计制度需要完善的问题.     

均等化、逆向分配与“福利地区”社会保障的省际差异

以省级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投入-产出的视角测量发现,尽管财政性社会保障投入的省际差异减缓,但社会福利主观感受的省际差异和财政性社会保障投入与社会保障覆盖面间的不均衡发展状况仍然十分明显,已经在省际间形成逆向分配的趋势:经济发达省份,社会保障覆盖水平较高,政府财政社会保障负担较轻,已经逐步实现良性循环;而经济欠发达省份,社会保障覆盖缺口较大,政府社会保障负担较重。因此,有必要通过调整财政转移支付、提高地方政府效率、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等方式加快社会保障均等化发展。     

特色产业园区及其评判指标体系

本文论述了产业园区由产业集群、高新科技产业园区、专业型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园区和特色产业园区五个阶段形成的发展演进过程,指出特色产业园区是产业园区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提出了特色产业园区的定义与特征,从产业集中度、产业关联度、园区竞争力、持续发展力和政府支持度五个维度制定出一套特色产业园区评判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对南宁市10个产业园区进行研究。     

机构投资者角色发凡:2004～2007年部分上市公司样本

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壮大,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是扮演何种角色已成为我国制定相关政策的基础。利用2004～2007年沪深两市机构持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越高比例的机构持股及长线机构有助于提升公司业绩,表现为投资者角色;与预期相反,短线机构也表现为投资者角色。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机构表现出投机者或投资者角色,主要由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决定。现阶段应积极推进公司持股的机构化和机构持股的长期化。     

地方行业协会在反倾销中的功能分析

当前,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应充分重视地方行业协会具有的群体优势和功能优势,应合理区分全国行业协会和地方行业协会在反倾销中的具体功能,建立健全反倾销预警机制,组织和动员协会成员积极应对反倾销诉讼,加强本行业自律建设和培养反倾销人才。     

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对中国企业出口的适用性检验

本文通过我国2005年工业普查的企业数据,对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进行了验证.本研究主要检验企业要素生产率、企业所有制形式、企业所处区域和企业要素比率等因素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生产率越高越容易出口;外商投资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更容易出口.关于企业要素比率的结论是,从整体来看,企业要素比率的作用不确定,这说明了我国出口不再仅仅依赖丰裕的劳动禀赋,出口结构也在不断升级.分行业的检验结果显示,在一些资本密集性的企业,资本与劳动比率的提高,会显著促进企业的出口,表明我国部分资本密集型企业也具有出口竞争力.     

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演进:1949～2009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以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的历史变迁为脉络,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60年间的改革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艰难探索、高教管理体制的调整与改革的启动、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确立与深化。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每个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都留下了时代的印记,折射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探索历程。     

知识守门者企业间领导力与产业集群升级

作为产业集群中的核心异质性主体,知识守门者对于产业集群的知识更新和开放式升级至关重要。结合联盟管理中的企业间领导力理论,从知识守门者自身知识基础、网络能力和网络位置优势探讨了其在集群中的企业间领导力形成机理。在此基础上,将知识守门者在产业集群中的领导力划分为技术领导力、平台领导力和制度领导力3个维度。此外,结合湖南新材料产业集群案例,探讨了该集群中知识守门者科力远公司的技术领导力、平台领导力和制度领导力构建途径及其对集群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证明了理论的合理性。最后,基于理论与案例结论,提出了促进我国集群开放式升级的若干政策建议。     

全球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态势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但随着疫苗接种速度加快,全球经济正在逐步恢复.应对疫情的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救助政策在短期内会推高经济增速,但未改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总趋势.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有所恶化.随着救助政策效力下降和逐步退出,全球经济增长中枢可能下移.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改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性增强、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框架调整、流动性向实体经济传导效率提高等因素的影响,疫情后全球通胀水平将高于疫情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安全网持续强化,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金融动荡进一步增强了各国危机应对能力.然而,疫情后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背离程度加大,风险进一步累积.全球将处于金融风险与危机应对能力均上升的脆弱平衡状态.在金融安全网保障能力不均衡、危机应对工具不足和疫情后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转向的影响下,新兴市场将面临更大金融风险防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