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DEA技术测量我国上市银行的X—效率

利用DEA技术测量我国11家上市银行2006年的X-效率,选取2个投入变量和3个产出变量,利用LINDO软件进行数据运行.结果发现,只有深发展和兴业银行的X-效率为1,有5家银行处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区域内,剩下的银行都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区间里,有6家银行的技术有效,4家银行的技术非有效以及工行的技术弱有效.另外,给出无效率银行的投入冗余率和产出不足率,便于管理层通过这些比率更有针对性地管理银行.     

关于住房和住房金融几个热点问题的看法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中国房地产“泡沫”即将崩溃、居民因购房而负债累累的言论在广为流传。但事实是，目前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虽有结构上的供过于求，总量上却是供不应求的，房地产市场不会出现泡沫，房价也不可能大范围下降。中国的住房市场和住房金融体系尚处于发展与转轨过程中，今后，应理顺住宅供给体系与住宅金融体系，拓展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加大对住房行业垄断厦暴利行为的监管，以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     

封闭式基金折价探析

封闭式基金折价是一个令人们深感困惑的问题。这个问题存在于中国的证券市场和西方发达的证券市场。对于封闭式基金的折价的解释,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从投资者和基金经理之间委托代理产生的代理成本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封闭式基金折价的原因。     

新零售模式下快消品行业创新模式探究

快消行业市场同质化严重,传统销售模式难以满足企业市场发展需求,新零售模式的出现为其提供了新发展路径。基于此,论文从快消品行业特征及发展必然性出发,提出新零售模式下快消品行业创新模式建议,旨在为快消行业在新零售下的发展提供参考。     

西部地区工业竞争力非均衡差异分析

对西部10个省级区域的工业竞争力进行分析评价发现,西部地区出现非均衡发展,四川、云南、重庆和陕西的工业竞争能力的综合得分较高,均为老工业基地,较强的区域也存在非均衡差异;宁夏、甘肃、贵州、青海、西藏以及新疆的工业竞争力弱,属于内陆高原省区,工业经济规模小,工业化程度较低。应有针对性地实施发展规划,以带动西部地区工业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     

我们来自何处，去向何方？——针对CAD 与BIM/LIM应用理论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文献进行比较性回顾,分析了数字化设计技 术发展的2个关键转折期,以探索其共通的主题和平行的发展 轨迹。第一个转折是将微型计算机引入消费市场,并随之在设 计领域使用CAD软件;第二个转折是在更广泛的建筑信息模 型(BIM)范围内纳入使用景观信息模型(LIM)。在数字技术 和社会科学的框架内比较了2个时期对设计过程、生产率、人 机关系、组织层级和设计创新的影响,同时以对景观设计公司 人员的采访作为补充,帮助理解当代将BIM/LIM纳入景观设 计实践的主要挑战。     

教师文化建设的个案研究

以济南师范附属小学作为研究对象,透视当今教师群体的生存状态,可以看出,教师群体中普遍存在着教育失败的外部归因、保守的价值取向、封闭及个人主义教学方式等一系列的问题。教师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的提升与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离不开精神的引领与制度的规约。教师不仅应该为教育与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而且要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道德引领。面对当今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失范与价值混乱现象,教师必须以中流砥柱的姿态抵制道德的偏差,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而努力。教师文化的建设非一日之功,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     

基于ASP.NET的网上招生信息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ASP.NET的网上招生信息平台,是根据教育部关于高校阳光招生工作的要求设计的。该招生信息平台解决了动态公告信息栏、自由格式数据录入和数据过滤等问题,运行稳定,功能便利,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江苏新比较优势与产业升级研究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江苏产业升级路径的考察,应置于新对外开放格局、新空间竞争格局与国际产业分工格局重塑等形成的转型压力视野下进行,需重新认识并界定江苏"新比较优势"的内涵。江苏经济发展正处于为产业升级奠定基础的阶段,应从开放导向、集成创新、长短期政策结合导向、深化共享经济等方面推动产业升级。     

武汉城市圈政策网络治理:参与主体与治理模式

武汉城市圈的发展既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中部崛起的中坚力量。但是,城市圈内各地方政府机构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形成了版图利益的冲突。这种利益冲突通过更高一级的政府来协调,行政成本巨大,而且改变不了根本的利益诉求。此外,城市圈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社会自组织机制的发展要求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分配格局。面对这种难题,经过国外大量实践证实的政策网络治理理论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本文在对政策网络治理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针对区域规划、公共产品供给、私人产品供给和民生等不同的政策领域,提出了政府机关为中心、政府引导下的私人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参与、第三方和私人企业为主政府为辅和全部主体参与四种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