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机制——来自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解释

近些年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为国际制度的国内影响发展了几种重要的因果机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探讨了在行为体偏好给定的条件下,国际制度如何改变了国内行为体在信息、权力和利益分布上的既有均衡状态,从而影响了国内政治的结果。如果国内制度具有集权的特点,国际制度就可以作为信号和承诺装置;如果国内制度具有分权的特点,国际制度就可以用来对权力资源进行再分配。但这两种效应往往发生在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较强时。当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较弱时,国际制度可以作为社会集团的政治动员工具。     

“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怎样的城市形象广告片?——上海城市形象广告片的受众认知和态度比较研究

上海立志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打造这一城市品牌形象是一个系统工程,营销传播工作是重要的组成。本研究从广告效果空间论角度,对上海现有的四部城市形象广告进行了受众认知和态度效果的比较,并引入中外受众所代表的不同涉入度作为调节变量。我们根据结果绘制了四支广告在认知-态度二维图上的位置,并发现不同涉入度对认知效果没有调节作用,而对态度效果上则有调节作用。基于这些发现,我们提出了如何创作有效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形象广告的建议。     

我国采掘业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及其外部扩张

筛选沪深两市采掘业上市公司中在2008年发生并购的公司作为样本,对比全行业和未发生并购企业数据,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长期并购绩效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并购活动在短期内会对企业造成绩效冲击,但长期来看,并购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     

说话状态在歌唱训练中的应用

说话的声音和歌唱的声音都是由同一个结构、同样的发声器官产生的。呼吸器官、喉头、声带、共鸣器官以及咬字吐字器官是说话与歌唱发声所必须的物质基础与条件,只是两者对这些器官的运用程度不一样。说话发音是歌唱的基础,歌唱发音是说话的技术系统化和艺术化。歌唱发音与说话发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将说话发音的自然、放松,以及语言表述感迁移到歌唱训练中,用怎样“说”来启发怎样“唱”,对声乐学习有重要意义。     

金融公司行政托管法律制度的完善——从公司控制权的角度分析

行政托管是我国较有特色的一项处置高风险金融公司的制度,但目前该项制度存在法律依据不足、法律关系不明、法律责任不到位等弊端,从公司控制权的角度看托管人的权责应当匹配,建议将行政托管规定为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分重组式托管与清算式托管进行不同规定,尤其要注意完善托管人义务与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以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与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中国跨国企业的非市场战略与东道国环境的关联度

中国国内和东道国双重制度环境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非市场战略选择(缓冲战略、搭桥战略)的影响表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渐进式特征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搭桥战略正相关。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试验式特征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缓冲战略正相关。东道国政府权力集中程度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搭桥战略正相关,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缓冲战略负相关。东道国政府的信用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搭桥战略负相关。此外,中国政府的支持力度也影响着中国跨国企业海外非市场战略的选择。     

制度兼容、制度互补与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完善

制度之间的兼容与互补是充分发挥制度功能的重要条件,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产权制度完善涉及各种目标和功能约束。以兼容和互补的原则合理安排产权制度各层次和各维度的制度单元,是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重要原则,同时也必须实现与交易制度、财税制度、监管制度的兼容互补才能充分提升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绩效。     

浅析中国企业文化与内部控制的相互作用

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众多世界知名企业纷纷破产,由此引发本文对中国企业内部控制方面问题的思考,主要结合企业文化分析如何利用企业文化解决企业目前内部控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使企业的内部控制能够制定的更加完善和执行的更加有力,企业文化也能够真正的融入企业.     

企业费用的会计管理

各企业单位的核算规程或各企业单位的会计制度应当对经营费用的发生,成本费用的归集,费用要素的确定等核算及控制进行有效地规划、整合、改革、提高,以实现费用核算与控制的有机结合.     

Do Lenders Valu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Drawing on risk mitigation theory, this article examines whether the improvement of firms’ social performance reduces debt financing costs (CDFs) in China, the world’s largest emerging market. Employing both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 and the two-stage instrumental variable regression methods, we find that improve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reduces the CDF when firms’ CSR investment is lower than an optimal level; however, this relationship is reversed after the CSR investment exceeds the optimal level. Firms with extremely low or extremely high CSR are subject to a higher CDF.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the optimal CSR level for small firms is higher than that for large firms.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to document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SR and CDF and also the first to investigate this relationship within an emerging market con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