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能源消费与产业发展的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能源消费在三次产业的分布与三次产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笔者利用协整理论，检验三次产业的能源消费与产业发展的协整和因果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表明，三次产业的能源消费弹性是不同的，GDP是能源消费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国外组织复杂性研究述评

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组织所面临的环境日益动荡与复杂,与此相应的组织复杂性问题成为组织无法回避的一个命题.一方面组织复杂性使组织具有发动及维持多重行为的能力,使组织具备适应日益复杂和动荡环境的弹性;另一方面组织复杂性对组织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正确的认识和管理组织复杂性,对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组织复杂性的内涵、类型;形成原因、测量以及应对策略五个角度对国外组织复杂性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并作简要评论.通过梳理发现,组织复杂性研究呈现出逐渐深化和多样化的态势.     

“婚姻保证金”的效力及法律后果——兼论不法原因给付及其制度构建

＂婚姻保证金＂的法律性质为附条件赠与;按照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条件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无效则法律行为本身也应认定为无效,但如此处理难以周延地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在我国民法中引入不法原因给付制度,在该赠与行为被宣告无效后,适用不法原因给付规则加以规制。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在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通过将优质实验教学资源数字化、智能化,把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学科特点与信息技术紧密结合,搭建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利用虚拟仿真技术,结合认知学习、仿真操作、考核评价、实践创新、工艺设计和教学资源库7个模块,大幅度提高了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为培养高级应用型工程科技人才提供了有利条件。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的天津市可持续发展动态研究

利用生态足迹分析方法对天津市1989—2008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和分析。计算结果表明：天津市人均生态足迹由1989年的1.64 hm2上升到2008年的1.65 hm2;同期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则由0.27 hm2逐年上升到0.32 hm2;人均生态赤字由1.36 hm2降到1.32 hm2。虽然天津市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呈下降趋势、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有所减缓,但生态足迹目前仍然超出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承载力范围,现有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处于较不安全的状态。     

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问题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基础上,对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内涵和判断标准、评价指标体系与测度方法、形成机理、预警机制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文献回顾与评述,并对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这对后续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原旅游圈空间结构演化与发展模式研究

旅游圈是旅游空间结构的一种形式,旅游圈的形成一般均经历萌芽、起步、发展、形成、成熟五个发展阶段,这五个阶段与空间结构点的均衡、极核辐射、点轴形成、圈层凸显、理想均衡形成对应关系。以河南省中原为例分析了中原旅游圈演化的过程以及阶段性特征,并指出了中原旅游圈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达到中心极化、区域均衡的理想阶段的对策。     

建国以来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与启示

建国以来,妇女解放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即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相结合;广大劳动妇女成为实现自身解放的主导力量。这些特点留给我们四点重要启示,即要走出"男女平等绝对化"的误区;要进一步唤醒妇女的主体意识;要进一步优化妇女解放的外部环境;要把妇女解放运动与我国国情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进一步实现妇女解放的道路问题提出了一些探索性的思考。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制度变迁的转折点与决定性因素

就中国基本养老保险构成及其转折点进行确认与分析可以发现,在众多影响制度出现转折的因素中,社会经济因素并不具备能引发重大转折的强迫性和必然性,而政治方面的因素,即相应的＂政治事件＂和中央政府最高领导的介入才是变迁过程中转折点的关键的决定性因素。     

问责制度、产机变迁与国企改革:基于代理成本的分析

本文回顾了国内有关国企改革的争论,提出产权并不是制约国企发展的关键变量,同时实施竞争性环境、减轻政策性负担、硬化预算约束这些政策也无法真正提升国企绩效.笔者认为代理成本问题是阻碍国企发展的核心环节,并建立理论模型证明激励和监督机制,所以在代理成本这个环节实现了逻辑的统一,而非国内学者所争论的那样对立.最后基于全文的分析,笔者提出在不同特性的产业,产机变迁和问责制度具有各自的优势,是国企改革的两条不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