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外溢的关系——基于熵和耗散结构理论

基于一国技术进步是耗散结构的假设,构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技术进步之间的灰关联熵模型,并运用2003—201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性。结果表明:2003—2008年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进步并没有持续、显著的作用,此期间并不存在逆向技术外溢;2009年和2010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给国内技术进步带来了负熵流,此期间存在逆向技术外溢,并且它推动了国内技术向良性方向发展。该结果意味着,对外直接投资是一把"双刃剑",有可能增加我国技术进步的熵值,也可能导致负熵流入、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最后提出,我国企业不能盲目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应质量和数量并重,以使对外直接投资为我国带来持续的负熵流。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股票收益波动性——基于机构重仓股的分阶段实证研究

以2003年第4季度至2011年第2季度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超过5％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总资产净值变动的状况把机构投资者发展历程分为平缓发展期、高速发展期和调整发展期,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市公司股票收益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平缓发展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收益波动性无关,持股比例变动降低了股票收益波动性;在高速发展期和调整发展期,不管是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还是持股比例变动,均与上市公司股票收益波动性正相关.     

竞争战略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272家江苏省民营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企业的竞争战略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实施低成本战略的企业进行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倾向均不明显,实施差异化战略的企业倾向于进行产品创新,实施混合战略的企业进行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倾向都明显,且实施强度显著高于实施低成本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的企业;总体来看,所有企业的工艺创新强度都要高于其产品创新强度,产品创新强度整体偏低,这意味着企业转型升级的重点应放在产品创新上。     

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生成机制研究

推动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生成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分析绿色创新生态系统内涵和结构,基于超循环理论,探讨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生成过程,并利用江联重工集团案例分析,明确绿色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动力要素。结果表明：绿色创新生态系统具有绿色发展性、生态性、动态演化性、高风险性和复杂性特征;绿色创新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催生共生竞合、动态演化的超循环,而超循环体系能够加强绿色创新主体相互作用,推动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生成;资源配置与匹配效应、环境规制与市场导向、用户交互与敏捷响应、共生竞合与跨界整合是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生成的重要驱动因素。     

我国都会经济区的形成及其界定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尤以沿海城市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最为迅速。围绕重要的沿海港口城市,城市的纵向提升和横向扩张并存,中心城市与周边农村的协同发展构成了一种新的地域类型,即都会经济区。在对相关概念的辨析及其形成机制进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文章提出都会经济区的界定方法论,并具体界定出了我国的北京、上海和香港三大都会经济区,探讨了它们的增长过程、发展特点及其空间动力机制,认为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的问题是我国都会经济区面临的严峻挑战。全球化是都会经济区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这一区域类型的集聚增长仍将继续,这给我国的区域、城市规划管理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因此需要关注这一概念及其方法论的研究,以深入理解并指导快速全球化过程中我国的区域发展和城市化过程。     

中国专业化产业区的个案调查与分析

浙江省是中国发展专业化产业区起步较早、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以浙江省为案例,分析专业化产业区的现状、对地方经济的积极作用及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     

高技术企业成长模式国际比较及我国的选择

选择一种良好的成长模式是高技术企业得以健康成长的基石。在对国外高技术企业的成长过程和模式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国外高技术企业的典型成长模式(自成长模式、政府主导型成长模式和混合型成长模式)中的参与主体、资金来源、技术创新和企业文化进行对比分析,得出适应我国高技术企业现状和特点的成长模式。     

对农村小城镇公共设施建设中政府作用的思考

小城镇政府作为社会的公共管理部门,在小城镇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实现小城镇的科学、稳定、和谐的发展,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小城镇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定小城镇建设规划与政策供给、对小城镇建设组织指导以及对小城镇建设监督等方面。     

再论经营城市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城市是解决中国城市问题的现实选择之一。文章从城市规划、城市文化、产业、品牌等方面简要论述了经营城市的一些新的方法和对策。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在农村金融市场发挥“鲶鱼效应”*——来自中国农信机构的证据

本文从农信机构贷款支农的角度出发,探究数字金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市场竞争,进而在农村金融市场发挥“鲶鱼效应”。理论部分基于市场势力假说,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放贷行为的影响;实证部分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的县级指数与县域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数据相结合,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结论如下：第一,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激励当地农信机构提升涉农贷款和农户贷款的投放规模和增长速度,表明数字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发挥了“鲶鱼效应”。第二,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支农力度的正向影响主要来源于竞争激励机制,而现阶段数字金融难以在技术上对农信机构起到示范作用。第三,进一步讨论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还有助于降低农信机构的贷款利率,让更多的涉农主体享受到利率更低的信贷服务,真正推动农村正规金融服务的“普”和“惠”共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