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模式——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八次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9月24～25日,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八次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会议由云南财经大学承办,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20余篇,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单位150多位代表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大会围绕"外国经济学说史"、"现代西方经济学前沿"、"西方金融经济危机与中外对策"和"中国模式与转变对外对内发展方式"4个主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农民工对新农村建设影响的实证研究

作为连接城乡的纽带,农民工群体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工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凸显。但从社会地位来看,农民工群体处于一种＂底层精英＂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他们在城市社会中处于社会的底层;另一方面,在农村社会中,他们却属于精英群体。农民工对新农村建设包括新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政治建设和新农村文化建设三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农民工土地流转的现实可能性研究——基于山东泗水县的调查分析

一直以来土地可以说是农民的命根子。对于农民工来说,在当前城市针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的背景下,土地是他们最后的生活保障线。随着外出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农民工的土地流转问题已经引起整个学界的广泛关注。对农民工土地流转的态度、土地流转的现状、自愿程度、土地流转后生活改善情况等方面以山东泗水县的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为基本资料进行实证研究,旨在促使土地流转问题通过市场、政府、农民工三方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机理研究——基于交易费用理论

人力资源管理外包作为一种新兴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在帮助企业降低人力资源管理成本、提高人力资源管理品质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从交易费用理论出发,借鉴威廉姆森的启发式模型对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的费用效率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随着交易资产专用性程度的提高,市场交易的费用优势逐渐消失,对于临界区域的分析将是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决策的主要依据。     

以新型矿产资源观推进地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新型矿产资源观含五个有机内涵,即：矿产资源的基础观、稀缺观、系统观、发展观、持续观。树立新型资源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高站位思考,超常规谋划,统筹兼顾,创新发展,立足资源、发现资源、延伸资源、超越资源。通过灵活运用新型资源观梳理传统资源,吸纳新兴资源,激活闲置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产业优势、竞争优势、发展优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推进地矿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法国、英国的水务管理模式

对水资源等稀缺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有效管理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合理利用和有效管理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相关的法律制度和科学管理模式的构建.欧盟国家以市场为基础,配置以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水法体系和现代水务管理模式.通过对法国和英国水务管理的实证研究,从立法和管理的角度解析欧盟国家现代水务管理模式,有助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现代化的水务管理理念、综合化的水资源管理、市场化的公共服务以及法制化的社会监管等的建立.     

预包装食品标签常见问题分析及建议

预包装食品标签作为展示产品质量重要内容之一,主要展示了食品生产者、质量指标、营养指标等信息,是消费者选购食品的主要参考依据。本文依据常用的国家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对预包装食品标签常见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为食品生产企业规范食品标签提供参考,也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日常监管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     

创新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 ——基于QCA分析的视角

本文采用国泰安数据库对中国企业进行调查,运用fsQCA方法从组态角度,实证了创新因素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①创新投入与政府补贴要素的组合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效果;②在创新投入、政府补贴和低市场竞争的组合下,企业更容易获得高创新绩效;③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在董事长兼任CEO的情况下,更容易取得高创新的成绩.     

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高速公路是现代化交通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为国民经济发展起着日益突出的多方面拉动作用。河南省作为中部崛起的领头省份,截止到2006年,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2678公里,位居全国第6位,居于中西部省份的第一位。本文针对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的现状,并就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寻找一种更为科学有效的途径,明晰我省高速公路发展的战略对策,以树立河南高速公路的积极形象。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与委托代理问题

由于国企高管的经营业绩难以被准确度量,加上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高管的超额薪酬成为国企代理问题的一种典型表现,于是政府将高管薪酬管制作为应急措施来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国企代理问题。采用双重差分法对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表明：第二次限薪令在有效限制国企高管薪酬水平的同时,没有对高管在职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有效降低了国企代理成本;但第二次限薪令也降低了薪酬激励效应,导致国企高管努力程度降低,由此造成的利益损失又成为新的代理成本。国企薪酬制度改革面临激励与管制的两难选择,应在国企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国企的高管采取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公益类及特殊行业的国企增强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竞争行业（营利性）国企则应在推向市场的同时放松薪酬管制,从而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解决国企代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