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特性、创业导向对大学衍生创业绩效的影响

大学衍生创业是加速母体大学创新性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大学知识特性、创业导向、综合创业能力和资源禀赋状况都会对衍生创业绩效产生影响。基于实证调查数据,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大学知识特性、创业导向与衍生创业绩效间作用机理,结果发现：知识特性、创业导向都有利于大学衍生创业绩效提升;创业能力在创业导向与大学衍生创业绩效间起中介作用;资源禀赋正向调节创业导向、创业能力与大学衍生创业绩效间关系。     

集群中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对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

网络权力是企业网络中的热点问题之一。探讨了在中国集群情境下,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对与之合作的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同时引入关系资本,探究其调节效应。运用理论与实证研究方法,基于对238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得出：核心企业知识权力、地位权力及感召权力均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正相关;此外,关系资本正向调节核心企业网络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协同创新系统模型及运行机制研究

在知识、智慧等诸多协同因素引发服务业提升与创新的时代,协同创新正日益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生存与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动力。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首先总结出KIBS创新活动的内外部影响要素,其中内部影响要素包括技术、组织、文化和人力资源,外部影响要素包括客户、供应商、竞争者、大学和科研机构,然后构建了KIBS协同创新系统模型并分析其运行机制。     

集群内创业网络对创业资源的影响研究

根据Timmons创业过程模型,成功的创业活动需要将创业机会、创业团队和创业资源三者作适当搭配,在取得必要的资源和组成创业团队之后,才开始创业过程。新创企业的不确定性或弱势使其难以得到外部的支持,会面临突出的资源约束问题。集群内创业网络的构建,有助于新创企业在网络中获取创业资源,提高创业绩效。研究界定了集群内创业网络及其维度、创业资源及其类型,具体分析了集群内创业网络不同维度对创业资源获取的影响,建立了集群内创业网络对获取创业资源的影响模型。     

在中国的历史脉动中求真——沟口雄三的学术世界

与通常的使用理论表述结构设想并完成体系性论述的方式不同,沟口是用具体的经验研究推进他的结构性思考的。但与一般经验研究局限于一点或者泛泛而论地随自然时间叙述不同,沟口在长时段的历史时间中挑选了若干个关键时刻作为着眼点,并对这些点上的问题进行深入开掘,这些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构成了他所思考的中国思想史结构,它们相互缠绕、纠结,沟口把这种关系称之为中国历史的“基体”,却基本上不把重点放在对于“基体”的正面论述上。他最下功夫的是深入展开他所开掘的若干问题群,这些问题群透射着中国思想史的关节点,而这些关节点均处在历史剧烈变动的时期,因此可以说,沟口的中国思想史是在研究这些问题群高度变动的脉络及其内在动力。     

昭平县旅游产品谱系构建研究

基于对县域旅游产品内涵、广西昭平县旅游产品开发现状以及旅游产品谱系构建原则的分析,构建了昭平县旅游产品开发运作模式与旅游产品谱系,提出了昭平县旅游产品以文化民俗与观光休闲旅游产品为主、度假养生旅游产品为辅的总体思路。     

辽宁省农村信用社会计核算体系的完善与改进——基于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

新会计准则体系的颁布给农村信用社的会计核算方法、会计科目体系、核心账务系统等带来一系列的改变。针对目前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财务会计核算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应在引入新会计准则过程中建立一套完善的会计核算体系,构建和谐的农村金融服务机构。     

中华老字号品牌资产增值——一个创新与怀旧契合的案例分析

当前多数老字号品牌发展停滞,品牌资产不断流失,维护与提升老字号品牌资产变得迫切而且必要。文章结合老字号品牌复兴的创新和怀旧理论,分析了王老吉品牌资产增值的策略选择和启示。通过个案研究发现,王老吉在传承品牌精髓和其他独特品牌元素的基础上,运用营销创新获得品牌经营的成功,这对其他老字号品牌复兴具有借鉴意义。     

转型经济研究的三个视角:综述与评价

转型经济研究是当代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最初的转型经济研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的,其政策主张在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表述就是"华盛顿共识"。由于"华盛顿共识"在实践中给俄罗斯、东欧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促使理论界对"华盛顿共识"及其背后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加以反思,从而形成了当前转型经济研究的三个主要流派,并分别从"比较"、"信息"、"制度"三个不同的视角研究转型经济。相关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和反思。     

行政管理支出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Panel—Data模型对1997～2006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行政管理支出的影响因素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政府规模的扩大明显拉动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而公共服务提供水平的不断提高也要求行政管理支出的增加。因此,在降低行政成本的问题上,需要着眼于行政管理支出增长的合理性,使得政府机构精简、行政管理支出降低的同时,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得以有效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