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中的委托代理问题探讨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投资过程中产生的原因是风险投资公司与风险企业两大交易体之间的不对称信息分布,通过深入分析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风险投资项目选择中的形成原理与过程,区分两类道德风险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完善委托代理理论奠定理论基础。     

政府注资银行政策:基于政府决策内生化的分析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政府注资银行作为各国救助银行的重要手段成为学术焦点之一。本文借鉴了Shleifer and Vishny(1998)的政府决策模型,构造了政府注资银行的福利函数以决定最优注资额度,从而将政府注资额度内生化;同时,本文在银行寡头垄断模型的范式下将政府、银行和企业部门三者纳入博弈框架,揭示政府选择不同的注资银行政策对银行业所产生的影响。对1991—2002年间日本银行系统性危机所进行的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日本1999年3月的注资对存贷款市场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同时也揭示了政府最优注资额度及其对银行贷款边际利润和存款边际成本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惩罚性的注资银行措施可以遏制银行存贷款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等政策主张。     

克鲁格曼真的错了吗?-对《中心-外围模型的错误和再求解》的质疑

我们认为,《中心—外围模型的错误和再求解》一文的作者没有能认识到克鲁格曼CP模型所赖以存在的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模传统和技巧,从而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CP模型的错误质疑;作者采用角点均衡求解方法对CP模型进行再求解值得尝试,但这样处理的后果是使得克鲁格曼CP模型中所刻画的空间经济结构的演化机制变得模糊和不清晰。特别的,作者在很多方面没有能把握住CP模型的本意而产生的误解,以及套用现实情境来对理想化的模型进行吹毛求疵的批评,无论如何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尽管克鲁格曼CP模型确有不尽完善之处,但我们更应看到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贡献,从而沿着正确的方向去丰富和发展新经济地理学。     

中国现阶段矿产资源短缺因素分析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关键制约因素是矿产资源短缺问题,而造成短缺的关键在于资源消费增长过快。要保持经济的健康、平稳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矿产资源予以保护与合理开采,完善法规,加强管理,优化产业结构,从根本上扭转或缓解资源短缺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对会员卡法律关系性质的探究

会员卡源于西方会员制,在高档场所实行,体现身份和地位。根据不同标准,中国会员卡有准入式与非准入式、预付式与非预付式之分类。会员卡与信用卡、公交IC卡不能等同。准入式与预付式会员卡法律关系是继续性合同。准入式下的持卡人既是会员也是成员,其身份具有双重性;而非预付式会员卡法律关系构成两个相互关联且具有一定独立性的联立合同。     

基于ACSI模型,对高职院校的学生满意度的思考

高职院校提供了一种以顾客为中心的教育服务模式,将学生作为高职院校直接顾客。本文分析了高职院校的顾客的特点,借鉴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ACSI,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设计了高职院校的顾客满意度模型,给出了提高高职院校顾客满意度的建议。     

我国“十二五”发展的条件、环境和任务

＂十二五＂是基于建国6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新的建设时期,也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将要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本文在分析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初始条件基础上,从内部环境、国际环境、体制环境等视角研究了金融危机后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变量,指出了＂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最后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任务。     

发展的悖论

在可持续发展这一大目标下,我们的思维方式、发展体制和对策措施等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利于可持续的东西,许多做法与可持续的目标背道而驰。具体讲,我们一面主张可持续发展理念,一面又顽强坚守着"最大化"思维,存在着理念上的悖论。在竞争机制下,即使认识到了"最大化"对可持续的伤害,人们还是会照样继续"最大化"的行为,为资源短缺火上浇油,这是体制的悖论。调控上,透支未来需求,解救当前危机,不透支不足以解决问题,透支过多又恶化了未来宏观经济;理论上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但实际上消费被"工具化",消费反倒成了生产的手段,这是政策的悖论。     

数字偏好与股票收益异常——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股票代码对股票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数字偏好效应的存在,投资者刻意回避代码以“4”结尾的股票。在较长时间内,尾数是“4”的股票收益低于给定风险水平下的市场必要收益。但这一现象受到股市行情的影响,牛市行情时,投资者回避“4”的行为表现明显,而熊市行情时则会趋向消失。具体表现为：牛市行情下,“4”组合的资产收益小于给定风险水平下的市场必要收益,熊市行情则无此现象。本文从行为金融莹晶当磨时杖一仑蜃由市扬耳夔讲符T觎崧     

美国联邦政府绩效管理改革三部曲

在全球性绩效改革运动中,美国各级政府既是发起者,又是积极的推动者和身经百战的实践者。其中,联邦政府在绩效测评与管理方面的改革堪称典范。本文以社会保障局（SSA）为例,利用最新资料,结合亲历访谈,详细考察了联邦政府从克林顿、布什到奥巴马三任总统在五个任期的绩效测评与管理改革实践,包括《1993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项目评级工具》和联邦政府绩效管理新框架并对其特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