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模效应检验

通过对中国城市数据的检验,发现在中国城市规模效应存在以下特征:城市人口、就业人口与城市人均GDP和平均薪酬显著正相关,而城市人口密度对人均GDP(薪酬)影响则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行政力量带来的财政和金融优势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一个原因。同时,我国城市并未出现市场经济发展所应有的专业分工扩展现象。城市规模扩大导致了污染排放上的集约效应,但会对公共资源产生拥挤效应。这些结论说明,我国城市发展有不同于西方国家城市发展的特点。     

农村篇：活跃金融市场是基础

在我国农村，要建设良好的征信体系和金融市场，首先要放开农村金融市场管制，因为建设征信体系的最终目的是发展良好的金融市场，而这必须依赖众多金融主体参与。     

发展消费金融应准确把握真实经济前提

消费在一国国民经济核算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8年,美国居民消费率为70％．总消费率接近90％;日本居民消费率为55．38％,总消费率72．96％：德国居民消费率为54％．总消费率73％．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等都和这个数据接近。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兼评中国特色

本文结合已有的理论和跨国数据,分析了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转变的相关关系,观察其中中国的特殊之处。本文也结合中国数据预测城市化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轨迹。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可以发现,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服从一个统计上显著的S型曲线规律,而我国正处于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期。城市化的推进,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和第三产业发展。相比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在当前城市化水平下的投资率和第二产业比重偏高,而消费率明显偏低。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本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协整关系。城市化每推进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人均实际收入增长2.25个百分点。根据它们的动态关系,可以预计我国在2012年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     

博弈论与中国历史

1950年及之后,是经济学领域内一个重要分支——博弈论不断发展壮大的时期。博弈论主要分析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各主体如何决策以及会产生怎样的经济结果,它对于认识现实生活中各种经济现象非常重要。     

影响腐败程度的权力和个人因素

权力腐败是广泛存在且影响恶劣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对它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基本停留于理论与国家层面的实证研究上。本文搜集整理了我国130个腐败官员案例,采用计量回归的方法分析影响腐败金额的微观因素,试图总结腐败行为的规律,进而寻找相应的解决办法。研究发现,官员的受教育水平和级别是影响腐败金额的显著变量,交通部门腐败显著,职位交流等制度可能也有影响。本文指出应提高官员教育水平,并对高级别领导加强监督,适当分权。     

收入结构对家庭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心理账户视角的研究

本文关注不同收入结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从行为经济学视角解释了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和非工资性收入占比同时提高的现象。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显著高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而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间的边际消费倾向无统计差异。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更多用于居住等生活必需支出，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则用于提高众多子类消费。此外，以上结果在城乡间和地区间具有异质性。     

恢复小微企业经营重在解决需求不足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对于小微企业,由于定价能力不足,成本难以转嫁,这三重压力更大。对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供给冲击,由于近期一系列加强能源供应、稳定市场价格的政策效果显现,电力供应紧张有所缓解,部分原材料价格回落。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生产的制约正逐步减小,企业成本压力有所缓解。小微企业运行指数的成本指数已连续3个月上升。     

不断加强理论对制定完善中小企业法规的指导作用

<正>世界各国对中小企业发展普遍非常重视，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有针对中小企业的各项支持政策，也有相关政策研究机构及时对中小企业出现的最新问题进行研究，更有第三方非盈利机构促进了问题发现和法规执行。我国2002年颁布并于200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首部《中小企业促进法》，之后2017年修订并于2018年1月1日推行，至2023年1月正是施行20周年，该法是指导中小企业发展的权威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