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权力制衡机制

一、三权分立及其制衡架构 公司制企业,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指导思想下,建立一种新的制衡架构。按照这种思路,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和管理团队的有形组织,实现三者之间的制衡。但是,在传统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向公司制转型中,股东会、董事会和管理团队难以按照三权分立的设计发挥作用,变成了形式上的分权。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不同模式及评价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也称“农地流转”，是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农民宅基地及房屋的流转。之所以称之谓流转，是与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相对应而言的，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性质．不能直接交易。与“交易”相比，“流转”是有限制条件的。在某种意义上，农村土地使用权不能直接交易，只能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有限制性的流转。     

国资经营预算要解决好3个关键问题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作用定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财政预算的关系处理、双预算支出科目的调整及对接,是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处理好的3个关键问题。这3个关键问题的处理要求思想解放、管理创新、技巧设计为条件。可以说,处理好这3个问题,既是对财政国资部门相关人员一个工作挑战,也是搞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的一个基本要求。     

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投资激励与内需扩大

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是一项重大的减税政策。长期以来,对于生产型增值税的问题及弊端,学者及业界的批评不绝于耳。但是,基于保财政收入增长与抑制投资膨胀的考虑,增值税转型改革一再推后。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从2004年7月1日起,率先在东北地区进行了增值税转型的改革试点,以后又把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中部     

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否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非国有股东治理可加快国有企业应用数字技术进程,为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和创新力提供数字化支撑,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我国国有上市企业2007～2021年的数据,从股权结构与高层治理两个维度探讨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持股与委派董监高均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多种稳健性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主要通过提升股东风险承担意愿,加大创新投入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非国有股东对国有企业持续加大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在研发经费投入高、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强。据此,应注重增强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力,强化股东风险承担意愿,提升区域数字化水平,以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国有资本预算执行的制度性监督

1.国有资本预算执行的制度性监督主体。在设计国有资本预算执行的制度性监督时,相应的,一是要考虑遵照现有公共财政体系内的监督机制,二是要从国有资本预算的特点出发。因此,对国有资本预算执行监督应当实行双重监督。这种双重监督一方面是指国有资本预算作为公共财政体系的组成,作为公共财政预算的附加预算,应当适用而且必须接受现有公共财政体系的监督制度,不能游离于公共财政体系的监督制度之外。同时,作为国有资本预算,无论是收益依据、支出形式等都和公共财政预算有所区别。理论上国有资本预算中无论是国有资本的收益还是支出,其处置权…     

构建高度清晰的现代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包括产权所有、产权收益、产权定价、产权交易、产权重组、产权结构、产权清晰、产权信用等内容。与现代公司(现代企业)相对应的现代产权制度,更强调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产权是高度清晰的;第二,产权结构是高度合理的;第三,产权及产权信用是可交易的;第四,产权是可以证券化的。在现代产权制度中,产权清晰、产权信用、产权交易居于主导地位,发挥关键作用。     

正视国企“走出去”风险

在中国境内资本相对过剩而驱使的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冲动中,国有企业尤其央企成为了中国“走出去”境外投资的主力军.国有企业尤其央企,基于规模扩张冲动而驱使的境外投资,使各种投资一开始就植入了风险的基因.这些风险的积聚及爆发不仅导致了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巨大亏损,而且也使得境外国有资产管理陷入困境.     

国资经营预算改革路线图

在未来5-10年内可以把资源类国有企业的红利征收比例逐步提高到35%-45%的范围;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红利征收比例可提高到25%-35%的范围;军工和科研企业的特殊职能决定了其红利征收比例不可太高,最多提高到15%。此外,为了顺利推动国有股减持而增加变现收入,应当编制一个5-10年的国有资本变现中长期预算,对国有股的减持进行全面规划并设计出量化标准,明确国有股减持的领域、行业、具体减持比例以及预计达到的变现收入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