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秩序、交易成本与体制选择——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交易成本比较分析

本文从人类交易活动扩展与交易成本关系角度分析探讨经济体制变迁和选择与交易成本的内在关系 ,进而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之所以选择市场体制而非计划体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体制更能最小化交易成本 ,从而更好地提高人类交易活动和生产活动的效率。     

“世界加工厂”与“世界办公室”——中印经济增长模式之比较

单纯从经济总量对中印两国经济进行比较，不能真正了解和认识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往往形成对印度经济增长的误解。如果从经济增长的内在结构、增长质量、增长的微观基础、增长中的外需与内需、外资与内资、增长的金融条件等方面对印度式增长进行全面分析，则可以看出，印度式增长模式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优势和特点。     

企业如何培养技能型的员工提高员工的忠诚度

现代制造业领域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使用的是更加先进的设备,一线工人开始改变原来劳动密集型的状态,而向知识密集型发展,这样企业自然就要求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不管是在技术能力还是在综合素质方面,都要具备较高的水平,传统的知识技能结构已经不能更好的完成现在的工作.人力资源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所以,不管是考虑到现在的国际金融危机,还是为了企业未来的发展打算,培养更多更优秀的技能型员工,使员工对企业保持高度的忠诚度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上海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含义

本文指出,消费不仅在决定和影响一国或者一个地区宏观经济增长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提高和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方面也具有直接意义。从长期增长来看,不仅要重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更要解决消费增长和消费差距的问题。从实证分析来看,上海上海市最终消费率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作为中国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消费率既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更低于中国平均水平;同时上海城市居民内部、农村居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不同阶层的消费差距正在急剧扩大。这不仅不利于提升上海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而且也不利于上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上海必需调整收入和消费政策,尤其是通过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关系,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等,以此促进上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体制贫困:当前城市贫困的根源

体制贫困：当前城市贫困的根源（一）一般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贫困,主要是指乡村社会区域性绝对贫困,因而当前反贫困的战略重点自然也就放在了农村扶贫上。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一贫困人口已从８０年代初的２亿下降到目前的６５００万,可见我国消除乡村贫困已取得了显...     

论苏南乡镇工业转变增长方式的体制约束及创新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苏南乡镇工业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日益暴露出其内在的矛盾,并制约了它的进一步发展,本文试就体制约束及其创新作一分析: 一、体制约束:苏南乡镇工业转变增长方式的瓶颈 一般说来,经济增长效率低可主要归纳为两个因素影响:一是资源配置效率低,包括投入品本身及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二是技术进步缓慢,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不高。前者可称之为“体制效率低”,后者可称之为“技术效率低”。苏南乡镇工业在发展中同时受到体制效率低与技术效率低的双重制约,并且体制效率低更加剧了技术效率低,从而阻碍着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投入驱动型向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型转变。苏南乡镇工业传统体制的种种弊端,既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又制约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挑战·机遇·对策──苏南乡镇企业跨世纪改革与发展研讨会综述

苏南乡村集体企业，在经历了前一时期的高速增长后，到90年代中期已步入平稳增长时期。为了探讨苏南乡镇企业跨世纪改革与发展前景，由苏州大学财经学院主办的“苏南乡镇企业跨世纪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于1996年11月中旬在苏州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甘肃和日本、韩国等地的SO余位中外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围绕苏南乡镇企业跨世纪改革与发展的主题，重点探讨了如下问题：一、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阶段和基本态势与会学者认为，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萌生起步时期（195－1978年）。这一时期的社队企业…     

世界城市转型的一般规律与上海的创新战略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上看,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转型的关键时期,各方面的约束条件日益增多,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已经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中之重。同时,经济改革的关键还要在稳定投资和出口的同时扩大消费,实现消费快速增长,从而形成内需主导型经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应该是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的发展新战略。     

中印城乡不平等比较:经济学分析视角

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印两国农村内部不平等程度基本上差不多,但是两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历史变化和趋势不一样;中国城乡之间无论是收入差距,还是消费差距所反映的不平等程度都明显高于印度的不平等;中国是农村不平等大于城市不平等程度,而印度则是城市不平等大于农村不平等。导致这些结构性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印度的经济增长包括技术变化、对外开放、人力资本等因素对于城乡内部以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等收入不平等变化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更大;而中国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等因素虽然对于收入不平等也有一定影响,但是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理念(先富后富政策理念与城市和沿海偏向政策)则对于城乡内部以及同一地区内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的影响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