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竞争与工业用地出让*——基于2007-2011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2007-2011年中国土地市场网上公示的每宗工业用地出让结果信息而获得了城市政府出让工业用地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工具，笔者发现省内经济实力相近的城市，尤其是经济强市之间存在着土地引资的恶性竞争，即竞相扩大工业用地的出让规模和协议出让比例。同时还发现，市委书记的个人禀赋特征也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工业用地出让行为。这些实证结果都暗示辖区间土地引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领导晋升竞争的产物。     

以地融资与债务增长——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城投债增长为例,考察了土地融资功能及其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影响.城投债发行通常以土地出让收入作为担保,土地出让能够影响债券投资者对城投债务偿还能力的预期,进而通过抵押品机制影响债务发行,这种抵押品效应也会随城市特征的变化而不同.通过匹配2004-2013年地级市土地出让与城投债发行数据,我们发现:(1)土地出让对城投债增长具有显著影响.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上一年城市土地出让价格或者土地出让收入越高,本年度越有可能发行城投债,且发行规模越大.(2)土地出让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当地方政府官员未发生变更时,土地出让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更加显著.(3)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快速增长与土地抵押价值变化有关,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应该关注土地出让波动对地方政府债务产生的影响.     

专用性、专有性与企业制度

本文认为 ,虽然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安排是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 ,但企业制度的本质却是如何创造和分配组织租金。现有文献往往含混地将“专用性”视为当事人获得组织租金的法理甚至经济基础 ,然而事实上 ,“专用性”不但不是当事人获得组织租金的谈判力基础 ,反而削弱了这一基础。基于此 ,我们提出当事人获得企业组织租金的谈判力基础应该是“专有性” ,并且这一变量极大地影响着企业制度的选择和演变。总之 ,我们认为现实中的企业制度安排并非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或交易费用最小化的产物 ,而是理性的当事人相互博弈的结果。     

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再论地方政府在我国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本文采取个体主义的成本—收益分析法 ,并利用博弈论的思想 ,分析中国渐进制度变迁路径的一些特征 ,重点研究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中央治国者、地方政府官员和微观主体之间的三方博弈过程及其经济后果 ,力图证明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介入才使渐进式改革得以相对平稳地推进 ,并且能以较低的摩擦成本加快我国的市场化进程 ,从而使得我国的制度变迁路径呈现出阶梯状。     

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及其批判

本文首先梳理了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MPF)的分析框架及其贡献。但本文的重点在于系统地批判MPF理论框架的缺陷根源于其借助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理论和经典代理理论,且简单地将政府组织类比为企业。这就导致MPF缺乏地方政府关于制度供给的政治微观基础;难以全面地理解中央政府在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忽视了分权有效的必要条件;难以分析分权的负效应,进而无法分析最优的政府间分权、政府层级和分权路径等重大问题。结果,至今为止MPF还远没有解决何种制度安排下政治官员们才有积极性执行保护市场的承诺。我们提出可以改进现有研究的一些思路。     

生产性政府债务与城市创新力——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城市创新力是支撑国家创新能力和实施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关键，如何驱动城市创新的可持续性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话题。本文从生产性政府债务的视角，以“四万亿”计划的推行为契机，采用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以生产性目的为主的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这主要是源于基础设施支持效应、政府创新补贴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生产性地方政府债务对城市创新力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行政级别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城市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以基建投资为目的的城投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可以有力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但是以“借新还旧”为目的的城投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则难以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本文的研究表明，倘若地方政府债务具有生产性目的，则可以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中央政府在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时，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用途债务资金的作用，以及不同地区和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制度条件，要因时因地制宜地调整制定方案。本文的研究对于准确认识政府债务与创新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