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引进能否破局价值链低端锁定——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附加值的研究

文章以地方人才引进政策出台构造准自然实验，探讨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表明，通过成本加成渠道和中间品配置渠道，地方人才引进政策显著提升了当地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异质性分析表明：(1)在东部地区和营商环境优化的地区实施人才引进政策效果更明显；(2)人才引进政策无法提升国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3)人才引进政策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效果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人才引进政策将产生“虹吸效应”,加速人才向政策实施地流入，对周边地区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抑制影响。     

互联网化与企业间工资差距——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究企业互联网化对平均工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化显著提升平均工资，影响程度随时间逐渐增强，扩大了互联网化与未互联网化企业间的工资差距，且在国有和低技术水平企业、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互联网化会通过增加对高技能劳动者需求、提高生产率进而扩大企业间工资差距，但生产率效应受到互联网化普及率的调节；对于低技术和中西部地区企业，高技能劳动者需求增加是主要渠道；对于国有企业，互联网化既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也提高了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     

国事访问的海外大型投资促进效应——以交通基础设施行业为例

基于2005～2019年对外投资数据和手工搜集的外交访问数据，文章以交通基础设施行业为例，考察了中国领导人主导的国事访问对中国企业到受访国进行大型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国事访问具有显著的对外大型交通投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相对于早期的国事访问，近年来国事访问的对外大型交通投资促进效应更大；国事访问的对外大型交通投资促进效应短期是由国有企业推动实现的，在长期国事访问也促进了民营企业对外大型交通投资的增加。机制检验显示，消除投资壁垒和降低政治风险是国事访问推动中国企业对外大型交通投资的可能渠道。     

最低工资标准、产业智能化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本文采用2001—2015年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IFR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产业智能化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增加了企业成本负担，降低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其中，加工贸易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受最低工资标准影响最大；研究同时显示，产业智能化可以一定程度抵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负面影响，且在加工贸易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最为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产业智能化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创新效应缓解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不利影响。文章的结果表明，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加快推进产业智能化、培育与之匹配的人力资本结构，是当前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企业迈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重要举措。     

外资撤离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基于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研究了外资撤离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撤离降低了直接关联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这种负面影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市场导向型外资。机制分析表明，外资撤离引起企业成本加成下降，改变企业中间品配置，进而削弱企业获取出口附加值的能力。涟漪效应研究发现，外资撤离产生的行业内关联和后向关联有利于本土企业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但前向关联会对下游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了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外资撤离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外资撤离虽然对直接关联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也为行业内和上游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     

减税降费、政府支出与企业利润

通过构建一个嵌入增值税和政府支出的空间均衡模型，本文在考虑减税降费对地方政府支出作用的同时，探讨减税降费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15—2020年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整体上促进了企业利润水平的上升。但减税降费政策同时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产生不利影响，并通过影响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从而对企业生产率和利润水平产生负面冲击。地方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增值税税收占比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决定了地方政府实施减税降费的政策空间和政策效果。此外，劳动力供给条件和工资水平的变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减税降费政策的效果。减税降费政策要根据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量力而行，而且政府在制定减税降费政策时需要将区域内劳动力市场条件考虑在内，以便政策达到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