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构建

我国连续十几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给生态资源和环境造成了极大压力。中央政府持续加大资金投入,为我国生态平衡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我国有关生态投资的制度还很不完善,必须明确我国现阶段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生态投资模式,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尽快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     

矿产资源税的理论基础与制度设计

矿产资源税不是税,也不是资源租金,而是资源补偿金。矿产资源税的职能不应包括矿产资源实物补偿与环境保护,而应包括矿产资源价值补偿与有效开采。矿产资源税的税基不应是单纯的矿产品数量、矿产品价值或矿产品数量与价值的混合形式,而应是反映矿产品价值变化与矿产资源开采率变化的计税销售收入。矿产资源税的税率不应实行单一税率,而应对不同矿种、同一矿种的不同矿区与同一矿区的不同开采阶段实行不同的税率,矿产资源税的税率水平不应过低,而应与矿产资源的价值相适应。     

评《税收征收管理法》

一部税收征收管理法,主要应解决什么问题?是解决税收立法权的划分问题?还是解决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问题?抑或是解决税务机关的内部管理问题?这是制定税收征收管理法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评价一部税收征收管理法首先应当涉及的问题.完整地说,整个国家的税收管理包括立法管理、执法管理和司法管理.其中,立法管理和司法管理是整个国家立法体制和司法体制的组成部分,属于宪法应当确定的内容.执法管理包括征收管理和行政管理.前者主要解决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问题,后者主要解决税务机关的内部管理问题.根据这一认识,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核心问题应当是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是税收立法权的划分及税务机关的内部管理问题.……     

浅议财政分配的依据问题

财政分配的依据问题,是指国家凭什么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问题,是指国家得以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根本原因的问题。它关系到财政学理论基础的确立,决定着财政学的学科属性,是财政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长期以来,我国财政学界普遍认为:财政是国家“依据其权力而进行的一种社会产品分配活动”,是“国家凭其政治权力参与的社会产品分配”。这种观点,就其把财政概括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把财政分配的依据归结为国家政治权力,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把财政分配的依据归结为国家政治权力,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相矛盾。我们知道,财政分配是社会再生产中分配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属于经济范畴。而国家     

应对跨国投资兼并的策略分析

针对跨国投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行业垄断，国有资产流失的负面影响，我国的应对策略应是动态的，不断创新的，具体体现在法律法规建设，企业管理模式，股票交易中的反并购策略几方面，特别要注重改进我国企业在并购过程中的消化吸收和组织再造功能，以获取投资并购后的资本协调和管理协调效应，顺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动态趋势，形成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经济发展水平、税收政策目标与税制结构模式北大核心CSSCI

税制结构模式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税收政策目标。经济发展水平对税制结构模式的决定作用为:前工业化时期与工业化初期只能实行城乡有别的部门式税制结构,工业化中期以后可以实行城乡统一的流程式税制结构;工业化中期与后期的流程式税制结构只能以商品税为主,后工业化时期的流程式税制结构可以自由确定商品税与所得税的相对地位。税收政策目标对税制结构模式的决定作用为:税收总水平大幅度超过单项税收最大限量时需要实行复合主体税税制结构,小幅度超过单项税收最大限量时可以实行单一主体税税制结构;为减少税收抵制、保持政治效力,需要降低财产税比重,控制所得税比重,提高商品税比重;为保持经济增长,需要降低所得税比重,提高商品税比重;为调节收入分配,既可提高所得税比重,也可提高商品税比重;为增强国际竞争力,需要降低所得税比重,提高商品税比重。中国现阶段已经由工业化中期进入工业化后期,可以实行城乡统一的流程式税制结构;在工业化中期与后期,只能实行商品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后,应继续实行商品税为主的税制结构。     

马建忠:精细无止境

供电所精细化管理已开展多年,作为一名基层供电所所长,马建忠认为,要时刻把"更精些、更细些、更好些"作为工作落脚点,说到底就是要把供电服务工作做得再细致些、再周到些,服务水平再提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