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CEO薪酬存在租金攫取吗?

本文选取2005～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CEO的薪酬是否存在租金攫取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CEO的薪酬主要由公司经济特征决定,具有明显的业绩型薪酬特征,并不存在明显的超额薪酬和租金攫取问题;上市公司总体,尤其是民营控股上市公司CEO的薪酬中存在租金,但租金攫取问题相对较轻,尚未对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本文还对不同薪酬水平上市公司CEO的薪酬中的租金攫取问题分别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CEO薪酬水平中等和较低的公司,CEO的薪酬并不存在租金攫取问题,而CEO薪酬水平较高的上市公司中虽存在租金攫取,但问题尚不严重。     

中国物流上市公司成本效率的收敛性——基于共同前沿方法的分析

文章采用共同前沿方法对32家上市物流公司2000-2009年的成本效率做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应用面板β收敛、σ收敛和PAM模型考察了物流上市公司成本效率的收敛趋势和收敛方向。结果显示,32家物流上市公司的成本效率在10年中存在收敛趋势,但反映的是效率水平的退化。国内物流市场开放促进了物流企业成本效率水平向效率前沿的收敛。     

国际投资者非理性情绪下的中国国际收支稳定性研究

自2001年以来,经常项目账户和资本与金融项目账户顺差的指数型增长将我国推向了全球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的风口浪尖。在国际金融危机频发、跨境流动资金波动剧烈的背景下,我国反常顺差所具有的潜在风险非常值得关注。鉴于此,文章的研究重点在于:(1)采用涉及27个国家股票市场的数据,构建并计算了反映国际投资者情绪变化的风险偏好指数;(2)将国际市场投资者情绪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影响国际资金在我国跨境流动的驱动因素,以辨别跨境资金中的不稳定成分,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市规模、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

目前,部分城市的房价等资源要素价格高涨,高成本城市化已启动,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规模与资源配置的"极化"与"分散化"并存的非平衡增长城市化模式,认为非平衡增长的城市化模式造成了房价等资源要素的高涨和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并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利用全国287个地级市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城市规模、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东中西部不同地域和不同人口规模城市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类检验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在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上,中部和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东部地区。400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其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显著降低。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城市化模式问题上,中西部地区还可以继续进行"集中导向"的城市化模式,而东部地区的城市化到了进行"分散与集中"并存模式的转型时期。在城市规模上,未来城市化可以有重点地扩大部分中小城市的规模,再造大城市,适当控制目前超大城市的规模。在资源配置上,引导、鼓励高校教育、重点项目等资源有重点地向中小城市流入,促进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城市化模式从非平衡增长到平衡增长。     

我国商业银行债权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效应

本文对我国银行在上市公司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机制和途径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银行债权对上市公司的治理力度很弱。银行贷款无论期限长短,治理总体效应都为负,体现为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治理机制的途径上,无论是短期贷款还是长期贷款,与公司管理成本费用率之间都是正相关关系,长期贷款与自由现金流量之间显著负相关;这说明银行的长期债权能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但由于长期贷款占比少,银行债权不能有效约束经理人。公司规模与公司绩效、自由现金流和管理成本费用率之间有显著的合理相关性。     

企业并购模式的动态选择

企业并购有横向、纵向、混合三种主要模式。横向并购浪潮促进了资本主义初期企业规模经济的形成与产业集中度提高;纵向并购浪潮促进了西方国家工业化中期企业资本进一步聚集与产业结构升级;混合并购浪潮一方面形成了一批多元化经营的巨型企业,另一方面,使规模小、实力弱的企业重新突出主业。本文将企业并购模式的选择与企业、产业生命周期联系起来考察,提出企业生命周期系数与产业生命周期系数的概念与计量方法;建立了企业、产业生命周期系数与经济周期指数三维坐标系,定量分析了企业、产业及宏观经济处于不同阶段时,如何动态选择并购模式,提高并购绩效。     

收入不平等、政策偏向与最优财政再分配政策

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探讨了收入不平等、政策偏向与最优财政再分配之间的关系。模型显示:政策偏向是收入不平等与财政再分配恶性循环的决定因素。当政策偏向于穷人时,最优财政再分配系统的选择是提高税率,扩大对穷人的转移支付;当政策偏向于富人时,最优财政再分配系统的选择是降低税率,减少对穷人的转移支付。依据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中国收入不平等不断恶化,针对恶化的不平等而采取的财政再分配政策效果差,没能扭转不平等恶化趋势,政策偏向严重。(2)税收再分配政策偏向富人,使富人税负相对轻于穷人,居民收入不平等加剧;偏向于穷人的转移支付多为消费券(物),导致越扶越贫。为此,需要从调整所得税和转移支付政策等方面采取相关对策。     

消费者创新性的结构测量及对创新性行为的影响

现有文献比较全面地揭示了消费者创新性与新产品创新性行为之间的多重关系,并探讨了这些关系产生的条件和机制。但绝大多数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都将消费者创新性视为一个单维构念来进行操作性界定和测量,很少有研究去探索其内在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检验每个维度与新产品创新性行为之间的关系。文章旨在探讨消费者创新性的结构维度并在此基础上观察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创新性对创新性行为的影响。结论表明,消费者创新性是一个包括感知创新性和认知创新性的双维构念;作为整体的消费者创新性与新产品采用行为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只有认知创新性才与新产品的采用行为正向相关,而感知创新性只与新产品的创新性信息搜寻正向相关。上述结论为消费者创新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也为今后学者从该角度来研究有关消费者创新性的其他问题提供了变量测量的工具,而且还为新产品的营销实践提供了新的管理启示。     

企业选址中的区位粘性问题

绝大多数企业并没有遵循区位理论的指引,将企业选址在具有明显区位优势的地区,这个基本事实表明区位理论对企业选址的解释存在缺陷。文章试图从区位粘性的角度弥补理论缺陷,增加区位理论对企业选址的解释力度。文章在综述区位理论的基础上,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定义了区位粘性,采用路径依赖理论和网络嵌入性理论对区位粘性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剖析,结合出生于小城市的中国企业区位选址的实践分析了区位粘性的构成因素。研究结果发现非理性决策因素、商业模式的地域关联性、社会资源优势、集聚效应、洼地效应以及政治资源优势等六种因素构成了区位粘性的基本内涵,并形成了企业原址对企业的强大粘着力,对企业选址决策具有强烈的影响和作用,只有在外在的冲击力强到足以打破区位粘性时,企业才会做出再选址决策。     

模块化生产网络的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生产背景下,模块化生产网络面临复杂的环境,从而带来一系列的风险.文章针对模块化生产网络中的关系风险、绩效风险和嵌入性风险,提出了一条网络治理的分析路径.它主要包括治理环境、治理模式、治理机制和治理目标,其中治理模式有紧密型治理和松散型治理,治理机制包括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治理目标主要是防止机会主义,提高运作绩效和消除锁定效应.沿着这线索,文章构建了一个模块化生产网络治理的系统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