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影响股权集中度的变化吗?

本文收集了1992年5月以来国家颁布的关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以1990—2003年深沪两市的A股股票为样本,分别检验首次发行股票的公司上市时(IPO时)股权集中度和上市后股权集中度与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立法和执法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在我国股权集中度的下降不完全是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结果,IPO发行制度的演变、与股权集中度相关的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立法相对较少、政府对国有股权转让的严格管理、非国有控股公司在保持实际控制权的条件下减少控股比例以获取自身利益,也可能导致股权集中度的下降。     

白领阶层的职务意识及其决定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和阐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工业企业中白领阶层的地位和特点。文中的数据来自于我们在武汉市所作的问卷调查以及由此所进行的统计判别分析。通过分析我们指出:尽管白领阶层的工资收入与普通工人没有什么差别,但他们的职务意识,特别是他们在对待市场化等问题的态度上更接近于管理人员。这种状况被认为主要是源于白领所拥有的较高的文化程度。这些分析结果意味着职务意识可能与工资等劳动条件没有太大关联。     

产出不确定,信息不对称与双重危机发生机制

本文构造了一个具有银行部门和消费—生产者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新兴市场国家双重危机的发生机制。本文发现,下列条件可以引发双重金融危机:(1)一部分外国存款人在中期获得了关于东道国未来产出或币值的糟糕信号;(2)本国居民对未来产出或币值的不利信号反应过度而不再追加投资;(3)居民由于"动物情绪"不再追加投资。     

证券市场新旧投资理念更替过程研究:一个基于演化视角的分析

本文借助惯例演化博弈模型来分析证券市场新旧投资理念的更替过程。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选择现有投资理念的个体所占比重以及选择新投资理念的相对效用决定了现有投资理念实现ESS均衡的难度;现有投资理念的ESS均衡不是随机稳定均衡(SSE),而新投资理念的ESS均衡是惟一的SSE;在特定投资者空间分布和信息交换模式下,选择新投资理念的成员规模和协同效应的限定程度决定了新投资理念能否扩散。     

中国股市与世界其他股市之间的大风险溢出效应

该文分析了中国证券市场A股、B股和H股之间,中国股市与世界其他股票市场之间的极端风险的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A股与B股之间存在着强烈的风险溢出效应,B股大幅下跌的信息可用来预测未来A股大幅下跌的可能性;A股和H股之间,尤其是B股和H股之间也存在着强烈的风险溢出效应;B股,尤其是H股,与世界其他股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与此相反,A股虽然与韩国、新加坡股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溢出效应,但它与日本、美国和德国等世界主要股市之间不存在任何风险溢出效应.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真的能降低股权资本成本吗?

现有研究认为在我国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有助于降低股权资本成本。但这些研究都是从横截面角度论证的,也没有论证这一结论的前提条件是否成立。本文则以2002—2004年度深圳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时间角度比较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评级变化前后的资本成本变化。结果发现,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并没有降低股权资本成本。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投资者并没有把信息披露质量作为判断公司价值和交易股票的一个影响因素,由此导致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无法增加流动性和降低风险。这表明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降低资本成本的前提条件无法成立。     

基于社区治理的人口治理

社区治理的视角对人口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在讨论人口社区治理的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人口社区治理主体和治理结构,提出了构建我国人口社区治理机制的对策。     

海洋环境污染损失的货币价值估算——以珠江入海口为例

近年海洋经济的高速发展及海洋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给广东省的海洋资源与环境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有必要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失的货币价值进行估算，以更好地进行环境的投入与产出比较，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核算体系。通过比较并应用各种货币化计量方法，分别算出珠江入海口海域的海洋渔业价值、水质净化价值等，对珠江入海口海域的生态系统经济价值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结合计量模型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失进行货币化综合计量，得到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量的保守估计范围为 87.4~106.9 亿元/年。最后，提出广东省应充分使用财政资金的金融手段，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和全方位的海洋环境保护体系，最终达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资源的目的。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人类发展指数替代技术

在本文中,我们采用基于协方差的主成分分析法来分析1990年以来UNDP发布的中国人类发展数据,然后采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来分析获得的主成分与HDI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主成分分析法不仅能够有效地替代传统的人类发展指数编制方法,其形成的动态权重结构还可以有效地透视人类发展差距模式的历史演进过程,以及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如预期寿命、知识教育和体面的生活等)在整体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变化。对中国人类发展数据的分析结果也表明,尽管1990年以来中国各地区在经济、教育和健康方面均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三项发展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协调,地区发展差距也越来越多地体现为经济发展差距,这些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带来的片面、不协调的人类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而强调公共服务职能、推动地方政府的服务型转型,是消除不平衡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