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的博弈分析

会计信息披露的准确度，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只有通过具体的指标衡量，才能真正把握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从而为投资者和监管者锁定具体的监控对象和监控手段提供借鉴。本文借助博弈理论对会计信息失真进行量化分析。     

董事的网络关系与公司治理研究述评

董事的个体行为镶嵌在所处的社会网络中,并对其治理行为有效性产生影响,但传统的公司治理研究忽视了网络关系的作用。近几年公司财务和治理领域的国外学者逐渐从社会网络视角对其进行研究。本文则从董事的网络关系定义、董事网络及其公司治理行为和董事-管理层的私人连带关系与公司治理等领域进行综述。研究发现董事倾向于通过现有和以往的职业和教育背景、职位兼任等建立网络关系;董事网络从管理层监督和政策建议制定两个方面对公司治理有效性产生影响,但证据并不统一;董事-管理层的私人连带关系则降低了董事会独立性,成为实现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手段,更多地带来了负面作用。我们认为,现有研究中董事网络关系的定义边界模糊,衡量其网络位置的分析方法较为随意,且并未区分不同类型董事的网络作用差别。基于此本文指出了在"关系型社会"主导下的中国资本市场董事网络关系与公司治理潜在的研究方向,对国内尚未深入的"社会网络和公司治理"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董事网络:定义、特征和计量

董事的行为镶嵌于社会网络,本文定义了"董事通过在董事会同时任职建立的直接和间接联结关系"而形成的董事网络,并从"结点"和"关系"两个维度界定了董事网络的边界;基于社会学的镶嵌理论、弱联结优势理论、结构洞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了其社会网络特征,也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董事的网络中心程度进行了计量;最后简析了独立董事在我国上市公司董事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和如何基于董事网络对独立董事治理行为展开研究。本研究可为我国"社会网络和公司治理"交叉研究的展开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事务所规模、审计行业专长与知情交易概率

外部审计的作用在于提高公司的信息披露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以保护投资者利益。本文从知情交易概率视角出发,研究了外部审计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国内"十大"审计的公司,以及由具有审计行业专长的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知情交易概率更低,而且行业专长的国内十大(非十大)审计的公司的知情交易概率也低于不具有行业专长的国内十大(非十大)。进一步检验还表明,在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公司中,事务所规模和审计行业专长能够更有效减少知情交易概率。     

参股保险业与企业流动性风险管理:基于货币政策变更背景

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不断变更给企业经营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了流动性风险,而通过参股保险公司所建立的产融结合平台能使企业降低制度调整的风险成本。我们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以2006年～2010年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样本,利用倾向概率配对模型控制样本内生性问题后实证检验发现:参股保险公司的上市公司日常现金持有水平和调整水平较未参股公司低,且在面对从紧货币政策时,这种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提升效果更加突出。结论显示,上市公司与保险公司建立产融结合平台具有财务协同效应,部分抵消了货币政策变更不确定性的冲击。这一研究对于企业产融结合实践策略部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保险行业引导产融结合趋势也有较强的实践参考价值。     

建立薪酬激励机制会导致高管操纵利润吗？

我国上市公司从2002年开始普遍建立经理人员的绩效评价标准和薪酬激励约束机制,并以公司会计盈余作为业绩指标之一,这一重要机制的实施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影响受到国内外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本文手工收集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评价标准和薪酬激励机制信息,研究建立与会计盈余挂钩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是否会导致高管操纵会计利润。研究发现,建立以会计盈余为绩效评价指标的薪酬激励没有使公司高管更为显著地操纵盈余,而且这类公司对管理层有更为完善的监管和制约机制。研究结果说明完善的监管和制约机制能约束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但也挑战了国内现行的薪酬机制对管理层的实际激励作用。本文不仅为国内薪酬激励研究首次提供了高管绩效评价标准和薪酬激励机制建立的准确信息,而且为国际上薪酬激励负面效应的研究提供我国的经验证据。     

股票市场开放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的持续对外开放是党的十九大强调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沪港通开通这一准自然实验,检验了股票市场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沪港通的开启促进了标的公司投资效率的提高,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环境不透明、治理水平低的公司;机制分析发现,沪港通开启后,公司信息质量的提高和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增加是股票市场开放影响标的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渠道;最终标的公司在沪港通开通后经营业绩也得到提升。本文结论表明,股票市场开放改善了公司的投资效率,提高了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这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系列改革有重要启示。     

产品市场竞争、公司违规与商业信用

通过研究公司违规被监管机构处罚这一事件对商业信用获取及其使用成本的影响,考察了企业在资本市场的声誉受损是否会传染并影响到"供应商-客户"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公司在发生违法违规行为被监管机构处罚后,获得的商业信用额度变少,"商业信用-现金持有"敏感性提高,也即商业信用的使用成本上升。进一步地,违规被罚事件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对"供应商-客户"关系破坏更严重,即在产品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行业,公司违规被罚后商业信用减少与使用成本的提高更显著。结论表明,除了股东和债权人,供应商也会看重公司的违法违规事件,监管机构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并非"纸老虎",处罚的传染效应使得企业会承担因与其他合约方关系的破坏而造成的间接成本。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资本投资

在尚处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政府在资源分配中具有很大的话语权,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系会对企业投资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文章研究发现.政治关系使企业拥有更多的外部融资便利,可以降低对内部资金的依赖而降低融资约束,并减少与政府的协调成本,从而提高投资效率,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制度环境作为外部治理机制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政治关系对企业投资的作用不受制度环境差异的影响;企业与地方政府关系对企业投资的作用要强于与非地方政府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的政治关系和制度环境主要影响的是由于融资约束而导致的投资效率问题.     

中国企业的危机管理

彼得·圣吉为了解决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企业早衰”问题,创立了“学习型组织”理论。随着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引入,我国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追捧热潮,许多企业纷纷着手建立学习型组织,而真正符合学习型组织标准的企业极为罕见,大多是贴上学习型组织的标签,流于形式。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目前我国企业还不具备建立学习型组织的条件。把学习型组织当作企业的目标、理想而非手段实为企业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