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性分权与地方保护主义

地方保护主义之所以成为影响我国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一大顽症 ,是因为我国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制度基础。地方保护主义首先与行政性分权相关 ,行政性分权一方面增加了地方政府实施“保护”的冲动 ,另一方面也使地方政府获得了实施“保护”所需要的权力。但行政性分权并不必然带来地方保护主义 ,地方保护主义是行政性分权与计划经济框架下的政府体制和计划经济的观念相结合的产物     

进城农村劳动力代际差异的实证研究

选取18个能够综合反映农民工群体的工作、生活、社会保障和主观意愿等生存现状的指标,利用统计分析方法构建进城农村劳动力生存现状影响因素的因子模型,集中分析各个因素对进城农村劳动力现状的影响程度及其在进城农村劳动力总体代际和性别差异上的表现。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第二代农民工在工作因素、进城动机、主观诉求等方面都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较大区别,工作稳定性、身份歧视等因素对第二代农民工的影响有着不同于事先预期的结果。     

移动互联网与农村居民消费：理论逻辑、现实基础与微观证据

扩大农村消费、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畅通国内大循环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移动互联网对突破有形市场时空限制、改变农村居民消费习惯与消费模式、释放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具有重要作用。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农村数据,实证分析移动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影响,进而利用衡量相对剥夺水平的卡克瓦尼指数探究移动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移动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相比于非一线城市样本、老年样本和低保户样本,其在一线城市样本、中青年样本和非低保户样本中的影响更大;移动互联网能够降低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程度,且这种作用具有异质性,在非一线城市样本、老年样本中表现得更明显,在低保户样本中表现得不明显。为进一步发挥移动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应加快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拓展互联网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切实提升农村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移动互联网素养,抑制移动互联网的非对称影响;积极开发移动互联网应用场景,增强农村居民消费的灵活性便捷性。     

政府主导、企业偏向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一个基于三方博弈的分析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三方博弈的结果。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谈判机制是在政府主导和企业偏向的制度环境下进行的。住户部门所占份额偏低,政府偏向、企业偏向严重是这种国民收入分配决定机制的必然结果。我国特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过分追求以及经济增长目标与提高住户部门份额之间的矛盾,导致我国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总是被动的。在全社会建立起平等的国民收入分配谈判机制,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平等的工资谈判机制,是我国国民收入格局进入良性循环的前提。     

我国城市化道路中的绩效与成本

至今为止，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始终没有脱离政府直接的行政干预，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城市化。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城市化进程行政干预的导向逐步从限制转为积极推进，中国的城市化也因此取得了高速发展的显著绩效，但同时也产生了明显的城市化泡沫以及较高的社会总成本。     

我国公务员收入水平偏低吗

“公务员的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一判断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在于用行业工资水平反映行业收入水平。劳动的收入是一个综合报酬，劳动者从其职业中获得的收入除了供其直接支配的工资外，还包括非工资货币收入、实物收入及无形收入。我国特殊的收入分配制度导致非工资收入占劳动收入的比重在行业间存在较大差距，这使得用行业工资水平反映行业收入水平这一被普遍采用的衡量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方法在我国失效。在我国，公务员的工资收入虽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但非工资收入却非常丰厚，公务员收入不是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而是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权利不平等与城乡差距的累积

传统理论认为城乡差距拉大是由现代化发展战略、中心外围格局、城市偏向、市场经济与等级制度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利用权利的方法研究发现.这些原因是城乡差距拉大的表现和结果;而真正的原因却是城乡之间存在权利不平等.因为不平等的权利所有者在均衡配置经济性权利与非经济性权利时,决定着事后的分配偏向于权利占相对优势的一方;而持续的权利不平等形成差距的不断累积.政府须通过权利存量的供给和激活以及有关政策的实施.以协调城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