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时代：培养什么样的管理人才——人大EMBA教育的改革与创新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已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中国企业在世界舞台上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而要求商学院培养能够适应全球化竞争需要的管理人才。     

公司异质性、在职消费与机构投资者治理

文章实证检验了在代理成本不同的上市公司中,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管理层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有效降低管理层在职消费,而且这种抑制作用在代理成本较高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同时,管理层在职消费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这一负相关关系同样在代理成本较高的公司中更加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而且在代理成本不同的上市公司中机构投资者的治理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投资者关系管理与企业风险承担*

公司治理的功效不仅体现在提高企业经营业绩上，促进企业科学决策，合理进行风险控制，实现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也同等重要。本文以2012—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南京大学联合中国证监会开展的投资者关系管理状况调查，实证检验投资者关系管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1）投资者关系管理越好的企业，企业承担的风险水平越低，表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具有自主性治理效应，能抑制企业过多的风险性行为，从而有效降低企业所承担的风险水平。（2）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这一治理效应在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薄弱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说明良好的投资者关系管理一定程度上能形成企业内外部监督机制的弥补，从而对企业所承担的风险产生治理作用。（3）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抑制企业过度负债和过度投资降低了企业所承担的风险水平，而与此同时，没有证据表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导致了企业投资不足，从而带来投资效率的损失。（4）CEO财务背景和董秘专业能力的内部因素以及机构投资者调研、网络媒体平台开通的外部因素对于企业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美国雇主养老金计划对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启示与借鉴

1.明确雇主养老金计划在退休收入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并与其他支柱相衔接。美国包括社会保障、雇主养老金计划、个人退休储蓄三个层次的退休收入保障体系,其制度设计的总体目标是保障退休者有足够的退休收入(70%~80%的替代率),虽然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收入阶层中,三个层次的作用有所不同。20世纪70年代以前,社会保障是退休收入的主要来源(对众多的低收入者甚至是惟一来源);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颁布以后,雇主养老金和个人退休储蓄的发展使之逐渐成为退休收入的重要来源;随着退休人口与在职人口比例的进一步提高,政府财政负担的加重…     

论行政性垄断的破除与竞争机制的建立

行政性垄断问题是近年来经济学界和法学界所讨论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回顾我国行政性垄断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对行政性垄断的表现、危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行政性垄断、建立竞争机制的措施和办法.     

债权人保护与企业创新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结合我国提出依法治国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以2007年实施《破产法》和《物权法》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债权人保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破产法》和《物权法》实施后,在外源融资需求程度大的企业中,企业创新水平显著增强,表明债权人保护水平的提高对企业创新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创新需求较高、公司治理水平较差时,上述关系更为显著;同时,长期借款及商业信用的增加是债权人保护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的发现为债权人保护与企业创新关系的争议提供了新的证据,对于完善法律法规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独立董事制度有效性实证研究

在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是目前世界很多国家通行的做法。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并与所受聘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西方国家公司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在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的目的,是希望独立董事能在上市公司治理中发挥监督、建议和参与决策等作用。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沪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

作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改革创新机制,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对其是否会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尤其是企业的创新投资行为研究不足。基于此,本文采用2010—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这一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后,沪股通标的企业的创新水平显著上升。(2)经理人职业忧虑在沪港通交易制度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中既发挥了中介作用,又具有调节效应。表明缓解经理人职业忧虑,抑制经理人短视行为是沪港通交易制度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3)沪港通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受到上市公司信息环境的调节影响,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在上市公司信息环境较差时更加强烈。本研究为沪港通交易制度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并揭示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对于深刻理解沪港通交易制度,持续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程,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明星VS非明星： 分析师评级调整与信息属性

本文以2001—2010年明星及非明星分析师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4 643次评级调整为样本，研究不同分析师在提供公司特质信息及行业层面信息方面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表明：（1）明星分析师向市场提供了更多公司特质信息，而在行业信息层面，两类分析师并无区别；（2）专注程度越高，明星分析师与市场反应中公司特质信息成分的正向关系越显著，表明专注程度是其挖掘更多公司特质信息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本文对明星分析师的“名气”假说进行了排除，同时考察了牛市、熊市对两类分析师提供信息属性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既丰富了分析师报告信息属性的文献，对理解明星分析师的荐股评级行为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