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征用制度改革是个根本问题

农地征用制度改革，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还关系到农民收入增收、农村社会的政治稳定和城乡社会的协调发展。其改革的方向是，在土地转让中保障农民的利益，给农民合理的补偿，并使这种补偿能够支持失地农民向城市转移。     

TRIPS协定下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测度

以改进GP指数衡量TRIPS协定下中国知识产权立法水平,从知识产权执法的执行能力与执行意愿角度,构建了测度知识产权执法水平的三级指标体系。定量计算了入世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强度指数ELS,结合改进的GP指数IGP,测度了我国实际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结果发现,我国实际的保护水平介于立法水平指数与执法强度指数之间,并呈平稳上升趋势。通过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指数与中国专利申请数、商标和版权申请数进行相关性检验,验证了TRIPS协定下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测度结果的合理性。     

应建立不同的农地征收补偿机制

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改革除了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规定征地款的使用方式等一些最基本的制度性变化外,还应在征地范围上做到"两个区分":一个是公益性用地和非公益性用地的区分,另一个是重大公益性用地和非重大公益性用地的区分。只有重大公益性建设需要使用农村集体土地,才可以通过征收办法将农村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至于非公益性的商业占地,应按照自愿原则,让当事各方讨价还价,农民直接参与,如果农民不愿意就不征了。尽管公益性     

解答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世纪性难题

中国经济的历史转型要完成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一是把农业GDP占总GDP的比重降下来,如降到5%以下,从而为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下降提供生产力基础,以提高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二是把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下来,如降到20%乃至10%以下,在高度城市化基础上实现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中国人民正在为此艰苦跋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农民工而不主要是农村家庭进入城市,但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大量农村家庭完整地进入城市.     

今后农村改革的几个重点领域

从2004年开始，我国农村政策发生了极大变化。连续两个中央一号文件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一个比较富于进取精神的、全面的农村政策新体系浮出水面。两个一号文件实际上提出了中央政府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全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思路，体现了新一届政府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2005年的一号文件明确表示，政府将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技术创新门限效应研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差异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12年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基于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差异视角,对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创新效应存在着明显的技术差异与知识产权保护门槛。不管以知识产权保护还是以技术差异作为门槛变量,加强研发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均能显著促进我国各省区技术创新水平。     

通过组织创新帮助农民走向市场--读张晓山等著《联结农户与市场》

依照成熟的经济理论 ,在中国农村广泛进行组织制度的创新 ,至少可以大大提升中国农业的微观经济效率。然而 ,恰恰在这一点上 ,从中国农村改革的操作层面上看 ,人们的认识还很不统一。这当然不是因为“理论”不存在 ,而是因为中国现实的复杂性使人们对理论产生了怀疑 ,或者是人们出于“现实”的考虑 ,需要找出理由来怀疑“理论”的普遍意义。中国的现代改革被认为最早发端于农村 ,但也就是在中国农村给我们留下了最大的改革谜团。例如 ,农业经济中的服务合作社的普遍存在 ,在理论上证明是有效率的 ,但在中国现实中却偏偏很难发展这种服务合作…     

深化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研究报告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乡村治理的基础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给乡村党风廉政建设既带来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     

关于中国土地影子市场的一个研判与延伸分析

在土地资源配置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我国多年来倡导的改革方向,但在改革实践中始终没有形成可操作的具体办法,例如在农地转用这一重要交易领域至今仍然由国家定价。如果真正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能否形成一个有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均衡价格?本文认为,我国农用地使用权的自发交易近乎自由竞争,由此产生的交易价格也是农地转用的"影子市场"的均衡价格,即发生在增量建设用地交易中的价格应与农用地交易价格相等。     

我国工资决定机制的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别建立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1999—2008年的工资决定机制以及区域差异进行研究。估计结果显示,动态模型和静态模型的解释变量在系数和有效检验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劳动生产率、利润率、国有经济垄断、工会力量和CPI等变量对平均工资变动的影响较强,而受教育水平、失业率和GDP增长率对平均工资变动没有影响。另外,估计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的工资决定机制并没有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