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田生产模式的27年中国道路

中国对精益生产的学习开始从被动模仿进入到主动探索阶段“其实,在国际汽车制造商中,丰田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合作是最早的,已经超过30年了。”当丰田汽车(中国)投资公司公关宣传部课长杨红坚告诉《商务周刊》这个数字时,让原本以为对丰田在华历史有充分了解的记者也不由一震。在对丰田生产模式深有见解的杨红坚看来,这30多年的合作,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围绕着丰田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向中国同行不断传播的过程。     

逼空中国?中国股市财富洗劫

在股市再度爆发一场国有股减持和全流通大讨论之际,财富转移的另一个大场面也悄然展开。 纵观2003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围绕着国有股减持和流通,股市一路阴跌,但就在专家们惊呼“中国股市边缘化”时,“赢家”们则笑看市场向1000点乃至更深处跌去,在多方力量的打压下,市场“空”气浓厚,有人去香港炒H股了,有人去上海炒房地产了,有人大炼钢铁去了,当然,还有人等着市场最低价的出现“接收”3.5万亿的非流通股。     

“私”破国资 ——中国国资改革走向最后关头

“无论是一开始的国企改革、还是演化到现在的国资体制改革,如果以1984年城市改革启动为起点的话,到现在已经整整20个年头了。这20年里,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付出的代价却巨大的无法估计。在丧失了多次机会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只是在反复求证‘政府能否经营企业’这个命题的真假。”这是一位参与国资体制改革政策研究的体制内专家,在结束对其采访时,留给本刊记者印象最深的一段话。 事实上,如果真正溯本求源,甚至可以将这场漫长改革的起点延伸到1978年,四川省的宁江机床厂等六个企业进行的改革试点。此后我们的政府为改革想尽了办法,厂长经理承包、股份制改造、减员增效,国企上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下岗再就业,三年脱困……我们的学者更是从承包制、股份制,企业制度一路讨论到现代企业理论的最前沿最核心的问题——产权制度。 但20年后,我们似乎仍然难以领受改革曙光带来的那种豁然开朗的局面,期间更多感受到的却是改革决策者跋涉中的疲惫艰辛和改革道路的遥遥无期。 4月6日,国资委正式挂牌。在新一届中央政府启动中国国资体制又一轮改革大潮之时,本刊记者追寻20年国企改革凌乱而纠缠不清的步履,期望从中找到这场改革的历史逻辑。正如本刊上期封面故事《女富翁MBO记:没有犯罪发生?》中所展示的:不管     

商业汇率改革“暗潮”涌动

一个美国民间组织打乱了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步伐。短短一周之内,人民币升值压力再显3个月前的高热度。 9月10日,由美国制造业主、服务供应商和美国劳联-产联(AFL-C10)组织的     

汇率改革以经济健康为“锚”

汇率问题,一方面要认清某些国际势力施压人民币汇率的动机和用心,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利用当前有利的时机加快推动汇率制度的改革     

海康人寿“跬步”走江湖

中方股东与合资保险公司大签团险保单,正在拉开团险“盛宴”“我们不会单纯为增长而增长。”5月17 日,石油工人出身的海康保险董事长林绍东把这12个字向《商务周刊》说得斩钉截铁, 这也是这位同时担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济师的小个子敦实男人对竞争对手中意人寿近期团险“核弹”的正面回答。海康产融结合的股东背景,的确很容易让人与中意人寿相联想。今年3月,由意大利忠利保险和中石油合资组建的中意人寿拿下了股东方中石油200亿元人民币的巨额团     

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中国改革大幕

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就是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起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判"两个凡是",扭转"左"的执政思想,停止"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并为上述战略决策的执行加强     

“成功最重要的是怎样跟客户在一起”——专访丹佛斯全球CEO克里安森

《商务周刊》:首先恭喜您担任丹佛斯公司的CEO,我们想知道您如何理解自己现在的位置?过去12年里,您的前任雍根·柯劳森先生已经将丹佛斯壮大为一家国际性大企业,尤其在欧洲享有令人尊敬的市场地位。面对这些成就,您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把丹佛斯带到什么新的高度,或者说如何实现对现在丹佛斯的超越?     

变革联想“尝鲜”500强

2008年,联想带给业界最瞩目的事件应该是首次打入《财富》全球500强,以167.8亿美元的年销售额排名第499位。这个结果没有出现在三年前并购IBM PC业务之时,而是三年后的今天才愿望成真,一个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三年前A+B还只是资产的简单相加,三年后才是消化后的资产整合。这也暗示,此次大型购并后的联想变革,终于得     

11号文“惊魂” ——一条法规的中国式遭遇

通过在境外设立离岸公司,实现间接海外上市,几年来,蒙牛、盛大、百度等百余家中国企业通过这一“红筹”路径登陆海外股市,而没有遇到任何法律风险。“红筹上市”也一直被证明是企业发展、企业家致富、风险投资基金发财的最便利方式。然而就在此当口,外管局的一纸文件宣布了好日子的结束。在政府眼里,红筹现象造成的巨量资本“体制外循环”是不可容忍的。而在风险投资基金眼里, 他们又遭遇了一次“多头马车”国情下政策和法律环境不确定的“国家风险”。一方是强势政府机关,一方是财力雄厚的利益群体,信息不对称下的沟通未果,导致不满情绪在争议和埋怨中积水成河,最终演化成一轮极具冲突性的正面“叫板”。政府与利益群体之间的这场角力,记录了一个潜规则被打破时刻的嘈杂乱局, 折射出一个行业的多元现状,也留下一个仍未得出答案的问题:“任何没被法律认可的,都不一定是合法的”与“任何没被法律禁止的,都是合法的”之间, 还有多大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