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规划中的生态学应用——阳羡湖旅游特色小镇景观设计分析

随着对环境变化的关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态的重要性,本文从景观规划的角度来试着诠释景观生态学在实践中的应用。     

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视角下的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再审视

引入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达格姆基尼系数和空间收敛模型,分析2001—2018年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时序变化及空间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八大综合经济区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具有相对稳定上涨的宏观变化趋势,但效率损失和区域失衡现象明显;同呈上涨态势的总体基尼系数揭示出八大综合经济区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空间异质性特征显著,其中区域间差异平均贡献率达59％,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北部沿海、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经济区存在σ收敛趋势;与绝对β收敛特征相比,考虑外部环境因素的条件β收敛检验中呈现最大和最小收敛速率的经济区未发生改变,但整体上收敛速率产生了跃迁;而八大综合经济区的异质性收敛特征及其对外部环境因素的差异性敏感度,反映出在驱动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提升时,既要强调政策的总体协同性,也应注重其因地制宜性。     

我国产能过剩的典型事实、成因以及治理研究

目前我国已经从局部性、阶段性的产能过剩转变为全面性、长期性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持续恶化加剧了我国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有必要对产能过剩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基于对现有文献的回顾与评述,文章总结和分析了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和地区特征,并从市场和体制两个视角探讨了产能过剩的成因。中央政府应坚持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根本性力量,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通过市场机制来化解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全域旅游背景下新村镇乡村旅游资源调查报告

为对接海南"全域旅游"建设,获取毗邻三亚的陵水新村镇各类旅游资源信息数据,笔者组建了新村镇旅游资源调查小组。经过为期1年多的调查走访、实地考察与信息收集分析,发现新村镇旅游资源总量十分丰富、具有独特优势、开发潜力巨大,同时也存在对资源价值认识模糊、体验旅游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旅游全域化程度不高等突出问题。为此提出了统一规划开发、更新经营观念、立体宣传形象等促进新村旅游发展对策。     

大西山旅游开发与文化遗产的利用

大西山新的旅游发展战略应充分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兼顾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应避免旅游规划中容易出现的一味求高、求大的趋向,不追求高端消费和大型娱乐项目,也不追求成为国家或世界的旅游目的地。     

郊区化研究综述

与郊区化相关的争论较多的问题主要有郊区及郊区化的概念界定、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和中外郊区化差异。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郊区、郊区化、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和中外郊区化差异的相关观点进行了梳理,从而为深化理论研究和推进中国城市郊区化进程提供了有力地支持。     

推进报关单程序性审核的理性思考

海关审单工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探索程序性审单把关和调控作用的发挥,提升海关监管的整体功能,努力推进审单工作的专业化、参数化、智能化,以达到审单作业的统一、规范和有效,为构建大监管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大监管体系下优化报关单程序性审核应完善立法,体现报关单程序性审核的规范性,优化通道设置,体现"严密监管、高效运作"的工作目标,强化人工审单,体现正面监管效能的有效性,优化风险布控,体现对风险的把握,强化内部监控,体现"两大风险"的防范,加强联系配合,体现综合监管的特点。     

县域国有商业银行“存贷失衡“现象背后主观因素的调查与思考

县域国有商业银行存贷严重失衡,与以"三农"和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县城经济渐行渐远,在一些地方已是不争的客现事实,这种现象缘何发生?除通常的外部环境之外,也与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主现因素有关.本文通过调查,着重从县域国有商业银行思想认识、经营理念、制度安排、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探析并归纳概括为"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九个关系",旨在促使县域国有商业银行转变观念,走出认识误区,充分发挥其在支持县城经济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     

互联网化、政策激励与持续性创新——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1—2019年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从政策激励维度分析互联网化对持续性创新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企业互联网化给持续性创新带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在成长期与成熟期、在民营企业与大中型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衰退期互联网化会产生创新泡沫.互联网化能协助政府更好地甄别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与政府补助相比,税费返还这种政策激励对制造企业持续性创新的作用效果更优.     

政府补助、金融化与制造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以信号理论为视角研究政府补助、金融化与制造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研发补助、非研发补助对创新产出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金融化在信号传递的过程中发挥了调节效应;研发补助和创新产出存在倒“U”型关系,非研发补助和创新产出呈正相关;金融化可以正向调节研发补助、非研发补助和创新产出的关系,与其他制造企业相比,金融化的调节作用在民营制造企业表现得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