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企业所得税改革与企业承包制的若干思考

<正> 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该国的税收体制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曾进行两步“利改税”的改革,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目前包括二十几个税种的体系。但是,8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的企业承包制和若干省、市的财政地方承包制却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利改税”的原则。尽管两步“利改税”所设立的二十几个税种及其税率依然存在,但在实行企业责任承包制与财政地方承包制的领域与地区,在企业所得税     

道德风险与政府的或然负债

本文就是要建立分析这些隐性的或然的财政负债的理论框架,并讨论对付这些财政风险的国际公认的方法的有效程度。关于或然的政府财政负债的分析框架,主要是引入“财政风险矩阵”;关于对付隐性的财政风险的方法,我们主要介绍“财政对冲矩阵”（ＦｉｓｃａｌＨｅｄｇｅ Ｍａｔｒｉｘ）与相关的预算制度改革。     

关于个税起征点的研究

本文提供了一种方法,即通过数值模拟,考察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劳动就业率、社会公平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相互关系。本文以搜寻和匹配模型为基础,根据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对分级税率和税级距的设定,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计算了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计算结果显示:(1)中国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但空间并不大。(2)提高起征点可以增加就业,若将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到2800元,就业率可以提高两个百分点。但起征点从2800元再继续提高,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就微乎其微了。(3)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公平。因此,要兼顾社会公平,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不宜过高。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不应该强调起征点,以家庭作为课税单位才是个人所得税改革的重点和方向。     

所有权·产权·经营权——根据现代产权制度建立企业财产关系

本文指出,在当代商品经济生活中,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客观上需要产权作为联结中介。以往改革思路的根本缺陷就是忽视产权,它导致了不负责任地拿社会财产去冒险。因此,应当根据现代产权制度重新构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财产权力结构。作者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对策。     

产业内贸易理论与中美贸易关系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国际贸易(进口与出口)量占产出比率的急剧上升,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Feenstra(1998)指出,1970年至1990年的20年里,在美国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国家,国际贸易占G DP的比重都翻了一番。这意味着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世界G DP的增长速度。国际贸易在过去50年中的迅速增长,对标准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按标准的理论,贸易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主要是关税壁垒降低的结果。但正如K ei-M u Y(i2003)所指出的,这种传统的解释无法说明两个事实:第一,从上世纪60年代至世纪之交…     

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特点、基本原则和目标模式

新一轮国企改革是产业内打破垄断、引入多元竞争主体、改变定价过程与定价行为的改革,是产权改革和价格改革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一种更高层次的结合。应遵循公权与私权分离、公益性与商业性分离、网络与接口分离的三大原则。改革后的国资与国企的目标格局是国企承担公益性的经济活动,具体由公有的、全民所有的事业单位去承担,而商业性活动按市场方式以公司制的方式经营。国资是经济的主导,它控制公权经济,控制公益性事业单位,也可以控制部分民企的股权。政府放开经营性商业企业的产品与服务的定价,对公益性服务的收费实施价格管制。     

利率调节货币供求还难以奏效

我认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金融调节中的作用主要在于控制货币发行量,它能控制的是货币的供给,而不是货币的需求。货币的需求取决于多个经济变量,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供应量时,当然应研究社会上的货币需求;也应该调节货币需求,这种对货币需求的调节,包括合适的利率政策、亦包括金融资产的多样化。     

假冒伪劣与市场结构

本文在理论结构上不同于 Akerlof 的"柠檬市场"理论。我们在理论上与经验上的贡献在于三点:第一,只要产品质量与价格的决定不限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决定过程,只要价格还取决于产品质量以外的产量、市场与非市场因素,那么,高价(高利)会诱发假冒伪劣的行为;第二,假冒伪劣率对市场需求(进而对企业收入与行业收入)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在中国是存在的,但是,这种作用被高价、高利对假冒伪劣的正向推波助澜作用占优了;第三,本文的统计结果也证实了,垄断程度与生产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假冒伪劣率,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这种与质量、信誉相联系的有效率的垄断,而在于那种人为的、无效率的行政垄断所导致的不合理的高价、高利机会,这才导致低劣的产品。     

FDI在中国的分布、市场份额与享受的税收优惠

本文通过对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到2004年底,FDI企业在制造业产品的国内市场上已占到18%的份额,在制造业的资本形成中约占17%的比重,在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市场上已占到19%的比重.FDI企业的出口率在36%(港澳台资)与42%(外资企业)之间,其产品出口已占到中国制造业总出口的64%,这说明FDI是我国与世界市场联系的主要纽带.FDI在资本利润率方面普遍比中国内资企业有效率,这得益于FDI相对低的工资率与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数据已经显示,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长达10年之久的出口退税政策,已经导致了FDI企业较内资企业更低的相对工资率与在绝对水平上明显低的实际增值税率.     

假冒伪劣与市场结构

该文在理论结构上不同于 Akerlof 的柠檬市场理论.我们在理论上与经验上的贡献在于三点:第一,只要产品质量与价格的决定不限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决定过程,只要价格还取决于产品质量以外的产量、市场与非市场因素,那么,高价(高利)会诱发假冒伪劣的行为;第二,假冒伪劣率对市场需求(进而对企业收入与行业收入)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在中国是存在的,但是,这种作用被高价、高利对假冒伪劣的正向推波助澜作用占优了;第三,该文的统计结果也证实了,垄断程度与生产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假冒伪劣率,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这种与质量、信誉相联系的有效率的垄断,而在于那种人为的、无效率的行政垄断所导致的不合理的高价、高利机会,这才导致低劣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