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创新绩效的过程溢出与空间关联

将区域创新过程划分为科技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采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我国两阶段区域创新绩效,结果表明：区域创新绩效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关系,呈以多个增长极为中心的组团分布,东部地区的创新优势区域相对密集,而中西部地区的创新增长极相对分散,各省份两阶段创新绩效的变化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进一步构建科技研发绩效和成果转化绩效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表明：两阶段区域创新绩效显著空间正相关,基本形成互动关联的协同创新链式结构,其中“学研”对“产”的知识溢出效应明显,而成果转化对科技研发的反馈影响较弱;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基本形成了强强联合的创新优势区域带,而中西部省份的链式创新结构尚不完整。应充分利用区域创新绩效的过程溢出和空间关联效应,强化成果转化对科技研发的反馈作用,破除区域创新壁垒,加强区域创新协作,进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绩效。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旨在为金融需求者提供一个普惠性的产品服务,促使传统金融转向开放、包容、普惠的“人本主义”经营理念。根据金融深化理论的观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门槛效应、减贫效应、排除效应可以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201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31个省级区域的泰尔指数,并在此基础上使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由于数字普惠金融会在计量经济模型中出现内生性问题,用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得到一致可靠的计量结果。     

新常态下的国家审计变革与发展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等各领域均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国家治理出现了新动向、新变化,国家审计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国家审计必须顺应时势、适时变革、创新发展。为适应国家治理的新变化,国家审计在理念观念、功能作用、范围重点、方式方法等方面均需突破原有限制,朝着价值理性审计、建设服务型审计、数字信息化审计、公权力全覆盖审计的方向积极变革与创新发展。国家审计在完善国家治理、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完善宏观调控、加强廉政建设、推动依法治国以及促进深化改革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基于项目型政府的国家审计机关绩效管理模式建构

推进国家审计机关的绩效管理工作有利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实现国家审计资源有效配置。国家审计机关具有项目型政府特征,体现在组织结构的复杂性与任务的独特性方面。基于国家审计机关的项目型特征,从项目型政府的视角建构国家审计机关的绩效管理新模式,可以充分发挥项目型政府在横向与纵向协同上的优势,更好地为实现国家良治提供制度保障。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以贵州省施秉县为例

利用贵州省施秉县的7个村569个农民的样本数据,通过Logit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因素,结果表明：影响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因素有年龄、性别、家庭规模、外面务工关系等,其中,年龄对非农就业的影响是先正后负,男性、家庭总人数、外面有务工关系起正向作用;而婚姻状况、人均耕地面积、家中老人、家中小孩、受教育程度、是否有村干部等变量的影响不显著。虽然人均耕地和受教育程度都不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但仍然急需解决好人地矛盾问题和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问题。     

研究型审计助力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是党的二十大为细化和延伸共同富裕政策提出的新要求,对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却面临着财富实现形式、积累渠道以及分配过程不完善的多重困境,传统审计作为国家经济监督的重要力量也无法对此发挥有效作用。相比之下,研究型审计却能以“研究+审计”的特点从坚持守正创新和维护公平正义两个维度契合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理论逻辑,从完善财富的实现形式、积累渠道以及分配过程三个维度满足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现实需要。与此同时,研究型审计将充分发挥其全局性、系统性以及重点突出等优势从财富积累的目的、速度、手段等方面对该机制进行规范,为完善分配制度,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超额商誉是否影响审计意见？

近年来,商誉对经营业绩与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引起广泛关注,但审计视角下的研究相对较少。以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商誉对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发现：（1）超额商誉会显著提高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2）中介效应检验显示,经营风险与审计投入是作用路径;（3）异质性检验表明,在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低、制度环境好、分析师关注度高等样本中,超额商誉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中国城市创新空间溢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行政边界效应的视角

在城市创新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中,空间计量对于空间权重的选择具有敏感性。基于2003—2018年我国271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强、弱行政调节因子构建改进的空间权重,对创新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比较。进一步引入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人口规模、产业集聚等因素对城市之间创新溢出的影响,并对创新空间关联进行分解,以探讨行政调节对各个城市创新溢出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中国城市创新存在空间依赖性和相互促进作用,城市创新空间溢出也会受到行政边界效应的影响;在地理距离空间上,城市人口规模能够促进城市间的创新溢出,但行政调节会减弱其影响。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抑制了创新溢出,但行政调节可以削弱这种不利影响;在经济距离空间上,城市人口规模、产业专业化集聚和人力资本等因素能显著促进城市间的创新溢出,行政调节产生的作用不大。各个城市各创新影响因素表现出的差异性为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创新政策与协调实践提供理论和经验依据。     

党领导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与经验

党领导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致经历了奠基与铺垫、探索与启动、确立与发展、深化与完善四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理论上的认识与突破也有所不同，从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理论认识不断深化。回顾这一光辉历史并得出的基本经验是：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推进解放思想，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坚持步步为营，实施渐进式改革；善于重点突破，策略性化解重大结构性矛盾；注重激励约束，促进地方政府合理有序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