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参与、风险异质性与家庭幸福

本文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金融市场参与通过风险和收益对家庭幸福产生影响。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发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从投资风险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投资的风险异质性对家庭幸福有显著影响:家庭参与低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参与高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降低家庭幸福。从民间借贷参与中,本文发现家庭参与民间借出款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民间借贷投资风险对家庭幸福的异质性影响也是存在的,高风险借出款对家庭幸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为理解家庭金融投资行为与幸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金融普惠可以提高减贫质量吗?——基于多维贫困的分析

切实提高减贫质量对我国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和守住脱贫成果至关重要。金融普惠作为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和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是否有助于提高减贫质量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从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两方面出发研究了金融普惠对我国农村减贫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可以同时降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并且对多维贫困问题严重的农村家庭有更大的作用;区分不同贫困和不同金融服务发现,金融普惠可以显著降低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质量贫困,对健康贫困的影响则不显著;银行营业网点与金融服务点渗透、以及储蓄、贷款、保险及数字金融服务使用可以提高减贫质量,而其他金融机构渗透、信用卡使用及银行服务评价的作用相对有限。进一步地,文章研究了金融普惠减贫质量效应的环境条件,发现村庄市场及制度环境和家庭需求环境改善有助于充分发挥金融普惠的积极作用,相反则可能构成一定的制约。最后,文章检验了金融普惠的影响机制,发现促进农村家庭人力与物质资本积累、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文章结论为我国提高减贫质量提供了可靠的政策工具,同时也可促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经济实现...     

土地经营规模与中国农村家庭借贷——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针对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中国农业土地经营规模对家庭借贷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土地经营规模越大,家庭获得生产经营正规借贷的概率越大,正规借贷金额也越多。考虑了租入农业土地而导致的内生性后,自有农业土地经营规模对家庭进行生产经营正规借贷行为及金额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此外,农业土地经营规模对家庭生产经营民间借入的影响也显著为正。本文用上下1%缩尾和分地区子样本回归,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土地规模经营对家庭借贷的正向影响,可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收入波动、社会网络与家庭商业保险需求

本文将社会网络这一变量引入Eeckhoudt和Kimball的模型,从理论上推导出收入波动会显著增加家庭商业保险需求,而这种影响会受到社会网络的调节,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和2017年平衡面板数据的微观检验进一步印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在微观检验中,本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收入波动对家庭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以及社会网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收入波动显著增加了家庭商业保险需求.从家庭层面来看,以"送礼支出占比1"衡量的社会网络显著降低收入波动对商业保险需求的正向影响,且该影响主要存在于低受教育水平和未接触互联网的家庭中;以"兄弟姐妹数量1"衡量的社会网络也显著降低收入波动对家庭商业保险需求的正向影响.从社区(村)层面来看,以"送礼支出占比2"和"兄弟姐妹数量2"衡量的社会网络也显著降低了收入波动对家庭商业保险需求的正向影响.本文拓展了背景风险影响保险需求的研究视角,为保险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试论农业竞争力及其提升

对农业竞争力内涵的理解需要从农业产业和农产品两个层面展开。构建合理的农业产业的市场结构是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前提条件，农业企业和农户的农产品成本、农产品差别化和农业生产项目的选择策略是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农业竞争力的提升须从这些影响因素入手。     

中国家庭资产状况及住房需求分析

在我国,由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缺乏,我们对中国家庭资产缺乏了解。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对随机抽取的位于25个省、80个县、320个社区的8438户家庭进行访问,获得了中国首个关于家庭金融的微观调查数据,填补了此领域的数据空白。根据此数据,在调查时点中国家庭总资产均值为121.7万元,中位数为20.3万元。城市家庭总资产均值为247.6万元,中位数为40.5万元。同时,中国家庭资产的分布严重不均衡,仅14.30%的城市家庭与21.3%的农村家庭资产超过相应的均值。中部、西部地区家庭户均资产仅为东部地区家庭的14.2%和12.1%。房产作为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长远来看,房价下跌是难以避免的。根据数据推算,现有城镇家庭住房的刚性需求为6459万套,城镇地区的房屋供给约为4046万套,缺口为2413万套。以目前的产能,不到两年时间就能满足现有家庭的刚性需求。就长期而言,房地产行业主要满足新增的住房需求。每年新增需求约为579万套,也只是现在房地产产能的1/3。     

金融知识和中国家庭财富差距——来自CHFS数据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首先采用因子分析中的极大似然方法提取金融知识指标,然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发现,金融知识可显著缩小家庭财富差距。进一步,文章利用分位数回归法(QR)估计发现,金融知识对家庭财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知识对低财富组家庭财富的促进作用更大,即财富越多的家庭,金融知识的创富效应越小。同样,金融知识对社区财富的创富效应也呈递减趋势。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加强金融知识基础教育,开展金融知识技能培训,普及金融知识,可缩小家庭财富差距。     

移动支付对家庭货币需求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证据

本文运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基于鲍莫尔—托宾模型研究了移动支付对家庭货币需求的影响。为了克服移动支付的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相较于没有移动支付的家庭,拥有移动支付的家庭现金在金融资产的占比下降25%,对其他层次的货币需求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移动支付的使用减少了家庭不同层次的货币需求。机制分析表明,交易成本变化是导致移动支付影响现金需求的重要渠道。进一步,本文用分位数回归发现,移动支付对预防性货币需求的影响大于交易性货币需求。移动支付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在不同的年龄水平、教育水平、城乡地区、东中西部地区和不同城市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中国家庭货币需求的变化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女性劳动参与的角度对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给出解释。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采用同一社区、同一年龄段的其他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作为家庭中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显著增加家庭储蓄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20岁到30岁女性家庭、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和有二孩意愿家庭的储蓄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促进家庭储蓄率增加的原因是,家庭的收入水平显著增加,而家庭消费水平未发生显著性改变。同时,现阶段中国女性劳动参与没有显著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家庭储蓄率。本文为理解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未来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信用合作的发展历程、效率条件及改革原则——一个历史视角的考察

通过对信用合作组织的历史考察发现,其有效率运行的条件有:适宜的经济环境、充分的合作意愿、适时的外部推动和合理的制度构建.鉴于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目前已经背离了基本的合作原则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已不具备有效率运行的条件,因此应坚持社员自愿选择、信用社分化重组和政府按合作原则规范信用社的原则指导当前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