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实证分析及优化措施

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客观要求,基于Kojima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与相应产业出口关系做出实证分析。分析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具有贸易导向型特征,其现状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政策措施。     

中国迈向贸易强国的艰难前程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贸易量飞速的发展,被世界称之为“增长奇迹”,然而在日益成为发展大国的同时,我们发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十分明显,想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的路程十分漫长和艰难。本文就中国在迈向贸易强国的道路中所遇到的困难与阻碍作进一步的论述。     

收入分配差距、金融信贷约束与中国外贸失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中国持续性贸易失衡相伴随的重要现象,就是国内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日益突出。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使得中低收入者因占有的社会总产出份额下降而致使其消费和投资能力相对下降,在金融信贷约束下,"过剩"的总产出又难以通过借贷的方式在国内进行消费和投资,最终"被迫"出口到国际市场,因而对贸易失衡产生了重要影响。进一步的计量检验结果验证了上述理论假说的正确性,即:收入分配差距和金融信贷约束的确是中国外贸失衡的重要促成因素。据此,在中国实施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应该更加关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危机下的复苏:贸易保护还是贸易自由?

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恒等式入手,构建一个简单的在产出上具有相互依赖关系的两国模型,力图在理论上回答短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是否应该成为应对危机冲击的政策工具。理论模型分析所形成的基本判断是:关税以及优先购买本国货等非关税壁垒,不但不能增加国内产出从而促进经济复苏,反而有害;提升自主性消费和增加政府支出相对于贸易保护主义而言才是更为有效的短期选择。进一步的数值模拟为上述判断提供了支持。在以国际生产分割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当代国际分工深入演进的大趋势下,倡导和坚持贸易投资自由化,是应对危机、走出危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理性选择。     

"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与OFDI:中国特色促进机制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快"走出去"步伐,对于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扮演好应有角色和发挥好应有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除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因素外,"一带一路"倡议应有其自身的特殊作用机制.从"一带一路"倡议聚焦互联互通这一根本事实特征出发,在理论阐释"五通"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通过科学构建和有效测度"五通"指标,并选取9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2011-2017年的样本数据,据此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逻辑一致性检验.结果 表明:从整体层面看,"五通"确实是"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国OFDI的重要作用机制;从不同层面的互联互通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看,目前仍然存在显著差异;上述作用机制在不同类型的分样本中有显著的异质性.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特色对外投资促进机制,而且对于更好地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具有重要政策意涵.     

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可持续性辨析

近年来,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可持续性备受关注,特别是受到本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更是让众多学者对后危机时代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产生了质疑。该文分析指出,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背景下,产业结构国际梯度转移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国际梯度转移,与中国特有劳动要素禀赋相耦合的必然结果,是世界经济优化资源配置、利用中国比较优势的客观使然。在后危机时代,这些决定性因素仍将长期存在,因此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具有可持续性,中国在后危机时代继续奉行这一战略,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路——基于中间品贸易的分析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与中间品的供给保障有关。在全球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中间品贸易对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关键作用。近年来,美西方国家采取“断供”“断链”等手段,企图将中国排挤出高科技产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体系。由于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中间品缺乏可替代性或者可替代性相对较弱,美西方的“卡脖子”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产生严重影响。一方面,我们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尽快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另一方面,通过高水平开放密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提升“扎根”全球产品内分工的能力,并通过不断扩大中间品供给的来源空间,加快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国内配套能力,以及深化开放层次,为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冲击机理的研究综述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贸易的"急剧"下滑,成为理论和实践部门所关注的焦点,其中关于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冲击机理的探讨便成为学术界研究的课题之一。文章对这一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总结,并指出:虽然外需、贸易融资、产品全球价值链以及贸易保护等是危机冲击全球贸易的重要变量,但这些变量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作用的。因此,如何建立系统的统一分析框架,在系统内对各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提供理论阐释,并据此进行实证分析,分解各变量对贸易下滑的"贡献度",应是将来研究的重点。这无论对于我们深化认识危机导致全球贸易下滑原因,还是采取应对措施促使贸易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于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     

“引资”的“引智”促进效应：理论与实证

从资本要素跨国流动通常是以资本为纽带的一揽子生产要素流动角度看,“引资”能否带动“引智”是现阶段中国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绕不开的话题。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引资”对“引智”确实具有带动作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第二,“引资”对直接生产性人才的带动作用力,要强于对非直接生产性人才的带动作用力;第三,“引资”对“引智”的带动作用主要通过提升东道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研发水平三个机制产生作用。据此,根据要素质量匹配性原理,充分发挥人才要素跨国流动的带动作用,必须重视跨国流动资本质量,即通过高质量利用外资促进国际化人才流入。     

“走出去”促进我国本土企业生产率提升了吗?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采用"倾向评分匹配"与"倍差法"相结合的估计方法,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分别从总体层面、企业所有制层面、行业技术属性层面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层面,实证研究了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事后生产率效应。计量检验结果表明:(1)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提升的促进具有滞后作用,但作用不大;(2)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走出去"的民营企业上,国有企业"走出去"的事后生产率提升效应不明显:(3)高技术密集型企业"走出去"的生产率提升绩效要优于低技术密集型企业;(4)"走出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要优于到发达国家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已迈入"净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