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乱源 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去年以来,湖南省临湘市横铺乡党委、政府从整治乱源入手,狠抓社会稳定工作,使这个素称"是非之地"的偏僻山乡社会稳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喜人局面。突出表现为"四个越来越少":刑事案件越来越少,民间纠纷越来越少,群众信访越来越少,各类事故越来越少。1993年,全乡刑事案件、民间纠纷、反映到乡级以上的信访案件、各类事故分别比上年下降61.3%、37.8%、41%和52%;今年元月至4月,全乡没有发生一起大的事故和大的民间纠纷。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1993年全乡经济发展     

不改变螺纹直径的螺孔修理方法

该文是作者在港商企业从事设备维修工作实践中收集的资料,介绍采用德国Hilicoil公司生产的弹簧螺丝来修复注塑机的动、定模板螺孔滑牙,且不改变螺纹直径的方法。该方法能大大提高螺孔的使用性能和寿命,实施的关键是:弹簧螺丝和专用丝锥的制造。若能解决好这一问题,将对设备维修技术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煤矸石的综合利用

永荣矿务局现有5个矿、10对井,地质储量5563万吨,此外劣质煤储量1700万吨。开采的四层煤均属0.4～0.6米厚的极薄煤层,万吨掘进率为420米;再加上矿井日渐衰老,实际生产能力逐年下降,1979年最高原煤产量约186万吨,1981年下降到158万吨;全局职工21451人,其中原煤生产人员只有13302人。因此,长期亏损,靠国家补贴过日子。亏损最严重的1974年,亏损额高达2125万元。     

新准则下企业收审计的新思路

2007新会计准则的出台和实施，对审计人员提出新的审计思路。针对收入审计，审计人员除了关注企业会计收入计量方法使用是否公允外，还需关注收入根据税法规定调整后的应纳所得税额是否正确。审计人员应针对不同企业侧重的收入数额不同，了解其有可能进行的操纵途经，从而提出主营业务收入舞弊审计方法。     

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垄断的形成

正在中国大陆城市土地使用权改革沿着市场化道路摸索前进的同时,基于土地所有权国有化基础上的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也逐渐加深。从1982年发布《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到1999年实施的《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再到近几年出台的相关政策,特别是2004年10月21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和2006年8月31日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具体规定虽有很多变化,但基本精神保持一致:农     

发展移动电子政务的必要性研究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电子政务也应运而生。本文旨在从移动电子政务的比较优势、移动电子政务发展的意义等方面来探讨发展移动电子政务的必要性。     

减税降费与企业投资传导机制研究:基于资本供给视角

减税降费是我国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笔者以2010年至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费负担的减轻有助于刺激企业投资增加，且通过内源融资能力、外源融资约束、投资者关注三重机制进行传导，其中提升内源融资能力成为减税降费促进投资的主要作用渠道。进一步基于宏观层面、行业层面以及企业层面进行异质性考察，发现两者的负相关关系在营商环境更差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厘清了税费负担对企业微观投资行为的影响，为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防风险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动态协调效应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也是新时代我国三大攻坚战之一。本文提出经济风险的特征表现为时间维度风险的积累和横截面维度风险的传染，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在解决内部失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协调中尤为重要，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机制，并以防范经济宽幅波动为目标，选择相应政策工具变量，运用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SV）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防风险协调效应，结果表明其协调配合对经济稳定作用明显，在短期、中期、长期降低经济波动性的水平分别约为0.19%、0.05%、0.03%，本文也发现不关注债务稳定性的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波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结构

使用我国上市公司2015~2019年季度财务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并对产权性质、行业特征及地区特征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轻资产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而言,国有企业、重资产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冲击更大。由此,企业在战略决策中应当充分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主动预防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力争实现转危为机;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实行过程中应当尽量避免政策接档不及时、政策之间效应重叠或消减等问题,增强政策跨周期的持续性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