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自利"与"财政立宪"研究

财政自利是政府作为“经济人”的一种必然现象。财政自利不仅可以发生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政府之间。唯有对政府财政活动进行立宪约束,才能从根本上制约政府的过分自利而损害社会或下级政府的行为发生。本文主要从依法建立民主理财、民主决策监督机制,实现纳税人对政府的有效约束以及依法建立政府间合理分权制衡机制等两个方面比较全面的分析了政府财政自利的约束和制衡。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财政政策研究

继工业点源污染之后,无固定排污口的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当前我国环境、资源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威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市场失灵以及由此产生的农户非理性行为是财政介入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理论依据。本文在考察了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及现行财政政策调控农业面源污染不足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美国政府财政调控农业面源污染的政策措施,提出调控农业面源污染必须立法先行,在强化财政职能的同时,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更加注重财政补贴手段的高效运用并辅之以税收手段,同时注重加强对农户的生态教育,惟如此才能从源头上改善我国日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状况。     

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潜力分析

税收收入潜力与现实收入的差距事关政府增收与居民减负之间的矛盾。本文设计了一套个人所得税收入潜力的计算模板,分地上与地下经济两个部分。使用税目分解法对地上经济的个人所得税的潜在收入作出了较为细致的估计,对地下经济,在现金比率法的框架内,对统计数据进行了修正。最后得到了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潜力较为充分、但实现率仅为50%左右的结论,其中地上经济的贡献达90%,地下经济则占10%左右。     

职能转变是构建地方公共财政的前提

我国财政支出“缺位”和“越位”并存的现象引发了财政理论界对转变财政职能(主要是中央财政职能)，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热烈探讨。但与探讨中央财政职能转变的热烈相比，地方财政职能的转变问题，学术界谈论的却比较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认为这里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很多人一谈起地方财政，马上想到的就是中央定政策，地方执行。     

"地方政府竞争"的比较分析

西方联邦制理论的精髓在于通过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责任，促进地方政府竞争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但由于中西方地方政府所处的政治体制、制度环境、市场化水平等的差异，决定了双方在竞争主体行为、竞争手段、竞争效应以及规制协调等方面表现出很大不同。通过比较研究，将对规范我国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产生良好的启发借鉴意义。     

“乡镇政府改革”刍议

近年以"撤并"为主要内容的乡镇政府改革被视为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有效举措.为此,有必要就乡镇政府改革的三大问题进行辨析,即乡镇政府改革是撤并乡镇还是功能重构?是撤并乡镇以做大求规模效益还是注重小政府以求公共服务的质量责任和回应性?是对上(上级政府)负责的压力驱动型体制还是对下(本地居民)负责的需求导向型体制?以此来审视和反思当前我国的乡镇政府改革,结论是:"撤并式"乡镇政府改革效果有限.     

债务限额、税收自主权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债务限额管理对隐性债务风险的影响是目前相关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基于全国30个省份2010—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债务限额没有起到约束隐性债务增长的作用，且债务限额空间减少会加剧隐性债务风险扩张。这一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尤为明显，而提高税收自主权会减弱债务限额的不利影响。以地方官员集体决策制度（省级党委常委会）衡量的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债务限额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不利影响在中央下派常委比例高的地区更小。进一步对债务限额进行细分研究发现，地方债置换和新增债券发行对隐性债务风险有不同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治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需要将债务限额制度、官员行为、财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标本兼治，才能真正实现隐性债务风险化解目标。     

地方人大预算监督的主体特征与治理绩效研究

提升地方人大预算监督绩效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笔者基于中国地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是否由市委书记兼任这一重要制度事实，采用2010—2018年272个地级市的数据和系统GMM方法，深入研究了兼任制度对人大预算监督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专任，兼任制度强化了人大预算监督效力。在发展压力与官员晋升压力小、财政自主度强与公众受教育水平高的地区以及新《预算法》实施后尤其明显。进一步对地方预算收支结构和预算外债务的拓展研究表明，兼任制度对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和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对非标债务的监督趋于弱化。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检后，本文的实证结论不变。本文的研究为新时期提升人大预算监督实效和推动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