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理论视野中的中国银行业结构变迁

中国银行业结构的变迁实际上是各方利益集团进行博弈的结果。本文意在描述中央政府、国有银行自身、地方政府、新兴民营企业主阶层等各大利益集团在中国银行业结构变迁中的驱动作用，企图由此逻辑地导出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迁趋势，并在此基础上为改革推动者提供自觉改善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相关政策建议。     

如何治理企业脱实向虚？——基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效用识别、异质性特征与机制检验

借助2007-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利率市场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能够有效治理企业的脱实向虚行为,且对不同状态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有较强的异质性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能够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提升企业财务稳定性,这有助于驱动企业降低金融化水平。在现有范式基础上嵌入银行业发展因素,发现只有在较好的银行业发展基础上,利率市场化驱动企业去金融化的作用才能有效释放。为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利率市场化的体制机制,针对不同经济主体提供差异化的政策支持,疏通利率市场化的传导渠道,从而抑制企业的脱实向虚倾向。     

国有商业银行获利能力剖析

规模不经济、业务边界约束、非利润最大化经营取向以及产权不顺等因素导致了规模庞大的国有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的低效率特征，这势必影响到国有商业银行在完全进入市场后的竞争力，上述因素导致国有商业银行效率低下的实质在于其背后的产权制度，解决问题的治本措施就在于产权制度的变革。     

寡头竞争均衡、效率促进与市场稳定--一个福利经济学视角

多种条件约束决定了真实经济世界的资源配置效率必然偏离古典微观经济学完全竞争均衡模型关于效率问题的推演逻辑。短期边际成本定价趋势与固定成本长期补偿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完全竞争均衡结构内生着不稳定性。“产品竞争度周期假说”在一定程度上证伪了传统的市场结构进化理论。寡头结构有寡头垄断均衡和寡头竞争均衡之别,后者作为市场结构自然演化的结果,能够增进组织绩效和提高行业效率,并实现市场稳定。因此,市场行为基础上自然演进的行业集中度提高是有益的。市场从竞争到垄断都不惠顾社会公平问题。市场结构、组织效率与经济稳定之关系研究无论对产业组织理论创新还是对产业政策制定来讲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广东住房金融现状、问题与出路

住房金融已成为推动房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广东，个人住房信贷业务已经在住房领域全面铺开，但目前仍受到银行资产规模和其他诸多因素的制约，致使其整体规模较上，发展极不平衡，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从广东特别是广州住房市场及住房金融发展状况出发，分析了住房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对策，以最终促进广东住房金融和住房产业的发展，以促进“居者有其屋”工程的早日实现。     

软约束、国家退出与经营目标转换--中国国有银行改革困境的一种描述与求解

中国国有银行软约束问题的形成逻辑在于国家赋予了国有银行政策性融资任务和社会责任及商业银行陷入破产的强外部传染问题.因此,软约束问题的解决路径在于国家退出,诸多现实因素决定了短期内国家退出的不完全性,进而决定了国有银行微观效率改进的渐进路径.在国家退出策略受到制约时,"经理人退出威胁"对于遏制国有银行费用偏好具有制度约束功能.本文的研究对于国有银行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改革路径选择具有政策指导意义.     

铸币税的国际延伸:逆转风险与人民币强势战略

铸币税是货币当局发行货币所获得的收益，其外延可以扩展到通货膨胀收入乃至货币政策效果。货币国际化的可逆转性决定了铸币税区域延伸存在着逆转风险，并蕴涵着货币市场风险乃至金融经济波动风险。货币国际化的逆转概率取决于对该货币的稳定预期。人民币目前还不具备强势货币内质，但它承担起了稳定亚洲金融与经济的职责。中国人民银行应把提高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作为切入点，在人民币国际化已成定局的大背景中推行审慎的人民币强势战略，以期规避人民币国际化的逆转风险。     

地方银行机构的可持续竞争力问题研究——从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变迁谈起

地方政府利益推动了非国有商业银行的构建和扩展 ,从而促进了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合理化。但是地方政府干预下的非国有银行机构的不良资产率飙升 ,意味着地方政府对非国有银行的控制成本上升 ,当控制成本大于控制收益时 ,地方政府必然要从地方性银行机构退出。退出的结果可能会降低非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因此 ,竞争力维持与提升问题已成为非国有银行亟待研究的课题。     

金融集聚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分析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中国数字经济的最小微观构成,其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供给支撑。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集,分析金融集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于非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位于初创期、成熟期的企业驱动效果更加明显。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企业预期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等三种传导路径助力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特别地,金融监管是金融集聚更好释放效力的重要外部基础条件,在金融监管强度大的地区中,金融集聚能够有效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本项研究从新的视角为理解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