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的财产分布及其国际比较

本文根据住户调查数据,讨论了我国居民财产构成与分布状况的变化特征,并进行国际比较。本文的分析表明,由于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的双重影响,我国居民财产持有数量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尽管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居民财产分布的不均等程度仍不是很高,但不均等程度的扩张速度非常迅速。     

外出从业收入核算方式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7年CHIP住户调查数据,根据农村家庭外出从业成员的不同界定方式,讨论了不同的外出从业收入核算方式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纯收入核算实践过程中,各地对农户成员外出从业收入的核算方式并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外出户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将核算方式统一调整后,收入差距的估计结果也会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略有上升,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及全国收入差距有所下降。因此,在农户成员外出从业收入核算中,需要选择统一而合理的核算口径。这对于准确估算农村居民收入和分析收入分配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库兹涅茨假说可以解释中国的收入差距变化吗

本文利用中国的数据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分析结果没有对库茨涅兹的"倒U型假说"给予足够的支持。中国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及其变化特点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从经济发展因素、经济体制转型的因素和政策因素上加以解释。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具体可行的改革措施

虽然近两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有所下降,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仍在3倍以上.在现有收入分配格局下,我们仍需把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头等重要任务.前不久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其中把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作为中心内容.而长效机制的建立与作用不仅依赖于其他的发展机制的配套,也依赖于新式的经济与发展政策的协助.     

《万家灯火》：以人文光芒照亮荧屏

人文关怀的含义是：要关怀人,关注人的生存境况．关注人的希望、挫折和畏惧,关注人类的命运,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因素抑制了企业成长?———来自外部融资约束分析的证据:1999~2007/方宇惟 夏庆杰 李简

本文以1999～2007年制造业各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为样本,研究所有制结构对企业外部融资约束进而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运用FHP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GMM估计等方法,本文研究发现：（1）国有企业之所以鲜有外部融资约束,源于其相对较高的负债能力,但是优越的融资环境会使企业缺乏成长所需的“自生能力”,因而国企改革也需要外部融资市场变革的“倒逼”机制;（2）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在成长初期倚仗较高生产率产生的内部现金流缓解短期融资约束,但从长期看其外部融资约束更为严重,不充分的外部融资市场将成为私营企业长期发展的桎梏;（3）外资企业对现金流和负债的依赖较为稳定,反映出其较高的现金管理能力,外资企业在中国内地的扩张除了各级政府积极推动外,来自海外母公司的资金特别是技术和管理支持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以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为抓手促进共同富裕：重点、难点与政策建议

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持续扩大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可能会阻碍共同富裕进程,因此提高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程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分析中国农村居民收入长期变动趋势,认为农村共同富裕的重点在于精准识别低收入群体,难点在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本文同时基于浙江省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相关经验,为全国层面通过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出政策建议。研究认为,推动农村低收入居民增收,需要从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三个方面共同发力,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关键在保障有劳动能力人口的就业机会,重点在增强无劳动能力人口的收入保障。     

互联网使用对我国居民捐赠行为的影响——来自中国12786户家庭的经验证据

基于CFPS 2018数据,采用Heckman模型考察互联网使用（包括使用与否及其使用频率）对个体捐赠行为（包括捐赠与否及其捐赠金额）的影响、异质性和调节效应,并采用部分可观测的Biprobit模型揭示这一影响背后蕴含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对我国居民个体捐赠行为具有促进作用,即个体使用互联网以及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则参与捐赠的可能性越大、捐赠金额越多;不同维度的互联网使用频率中,学习频率和工作频率越高则参与捐赠的可能性越大,而学习频率、工作频率和商业活动频率越高则捐赠金额越多;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在不同年龄段、户籍、工作性质和捐赠氛围社区的群体中存在差异;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个体捐赠行为的促进作用,会随着社会信任程度和自评社会地位的提升而有所增强,但不会随着社会资本水平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提升个体捐赠意愿和捐赠能力而对捐赠行为产生促进作用,其中对捐赠能力的提升更为明显。     

推进共同富裕需要解决一老一小问题

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发展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许多新机遇,也会遇到不少挑战.在未来发展进程中一个巨大的挑战是老龄化问题.伴随着少子化问题,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变得更加突显.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老龄化是一个加速的进程,而未来这一进程还会进一步加速.根据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相比2010年,2020年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老年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了5.44个和4.63个百分点,10年的上升幅度分别是41％和52％.据预测,到2035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的占比仍将继续上升,有可能会达到20％左右,远高于现在的13.5％.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出生率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少子化问题开始显现.这就形成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挑战:一老一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