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城市化与居民消费——对扩大内需的再思考

关注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引入城市化作为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分析财政支出通过城市化影响居民消费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以及政府财政支出、城市化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动态效应。结果表明,无论是采用分步骤回归方法还是加入交互项,都显示政府财政支出有直接负向“挤出”居民消费的效果,而城市化在其中发挥正向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政府财政支出虽然在当期“挤出”居民消费,但在滞后一期与滞后五期的动态效应中能够“挤入”居民消费;而城市化无论在当期、滞后一期还是滞后三期的动态效应中都能“挤入”居民消费。因此,未来应通过城市化的合理推进削弱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短期“挤出”效应,并在长期通过合理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发展城市化,从而有效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审计制度功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析——兼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的功能定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迫使资本主义体系演化出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审计制度）,用于维护资本积累的稳定性,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资本积累理论、产权理论、市场经济理论与国家理论,从维护资本积累稳定性的层面深化对审计制度功能的理论认识,探讨不同类别的审计制度（企业内部审计、社会审计与政府审计）在维护资本积累稳定性层面所具有的一致性。其理论意义在于丰富和完善现有关于审计制度的理论研究,并为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做出一定的努力。应用上述理论分析,结合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论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的功能定位,为通过改革审计管理体制、完善审计制度安排,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一定的思路。     

《审计法》涉及的若干基础性问题的再思考——基于十九大报告的视角

审计法条背后体现的是审计理论逻辑,《审计法》的不完善,很大的原因是相关的法条没有从审计理论上分析清楚,因此以公共委托代理关系、公共经管责任、审计主题为基础,对我国政府审计制度的六个基础性问题进行学理分析,并据此提出完善《审计法》的建议。这六个问题是：为什么审计,审计谁,审计什么,谁来审计,如何审计以及审计成果如何应用。     

中国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空间格局研究

从教育和文化服务、基本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生态环境服务、公共基础设施服务、信息化服务6个方面构建基本公共服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05—2014年西部地区12个省级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及其差异,并对其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所提升,但也存在波动;各省区市公共服务水平差异显著,可划分为高、中、低3个层级,各层级内部的差距也较大,并呈现“从北向南递减”的态势;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决定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的强弱,但并不直接决定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主要受投入力度和投入效率的影响,并与区域人口及人力资源状况、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强度等有关。     

空间外溢视域下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机制

通过构建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理论模型,推导出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机制,并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1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水平对本市城镇居民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城市城镇居民消费有一定的负向影响;数字金融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三大机制城镇居民收入、金融服务覆盖率和支付便利性,均通过实证检验,且三大机制传导过程都伴随着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论可以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居民消费扩容提质提供经验证据。     

核心自我评价、差错取向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人格是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重要因素。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一种基础性、深层次的高阶人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目前并未得到充分探讨。基于人格建构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探讨核心自我评价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机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员工差错取向部分中介员工核心自我评价与创新行为的关系；包容性领导正向调节员工差错取向与创新行为的关系；包容性领导正向调节差错取向的中介作用，即员工感知到的领导包容性水平越高，员工差错取向在核心自我评价与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越强。     

中国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86个地级市就业弹性的分析

采用弧弹性方法测算我国286个地级市的就业弹性,从城市规模和所处区域两个层面分析不同城市就业吸纳能力的差异,并进一步考察高就业弹性是否以牺牲城市劳动生产率为代价以及不同规模城市就业弹性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失衡问题较为突出,较大规模城市和东部城市总体上具有更高的就业弹性;各类城市的第三产业就业弹性普遍较高;较大规模城市和东部城市在绝对数值上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在增速上与城市生产效率存在替代关系;较大规模城市的较强就业吸纳能力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就业结构、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以及城市民营与外资经济发展水平等。     

大学生创业胜任力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以重庆市高校大学生创业者作为调查对象,综合运用行为事件访谈法和文献检索法等方法进行问卷的编制和数据收集,并采用因子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等实证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处理,构建大学生创业胜任力模型,该模型有3个纬度：逆境商（AQ）纬度包括创新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抗压能力3个因子,情商（EQ）纬度包括团队合作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人际关系能力、社会责任感4个因子;智商（IQ）纬度包括专业理论与技能、市场把握能力、战略决策能力3个因子。大学生应树立创业意识,提高综合能力;学校应加强创业教育,创新教育体系;政府应完善服务体系,优化创业环境。     

“大国城市化前沿问题”学术论坛综述

城市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重要引擎,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城市化本身已不仅仅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当前中国应对转型过程中诸多挑战的重要措施。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过程具备了世界大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但也有其特殊性,不仅会遇到其他大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普遍问题,也面临更为复杂的中国特色问题。2014年6月21日《经济研究》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和重庆工商大学联合举办了＂大国城市化前沿问题＂学术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大国城市化的主题,从多个角度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会计准则、证券监管规则与盈余管理——基于债务重组准则变迁视角

通过建立LOGIT回归模型分析债务重组准则三次变迁和证券监管规则的历次修订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会计准则的历次变迁只是影响了盈余管理手段和形式,并没有控制住盈余管理的发生;上市公司大股东和经理层通过合谋进行盈余管理,迎合或规避证券监管规则以保护和利用上市公司壳资源,进而牟取其他利益相关者(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是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直接诱因和根本原因。因此,要制约盈余管理行为,需要改进证券监管规则,协调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