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国际化的再探索——兼论国际生产关系的新特征

一、研究国际生产关系的理论前提马克思是科学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第一人。他的不朽之作《资本论》的创作目的正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诸环节的研究,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资本论》的体系看,一般地说,马克思是限在一国内(以英国为典型)探讨生产关系的,大部分场合,他排除了对外的经济联系。当然,并不能说马克思没有看到当时现实存在的国际经济联系,相反,马克思对国际经济关系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设想将政治经济学分为五个部分。     

国有企业扭亏与深化体制改革

<正>在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改革深化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亏损状况在近几年并未有根本改善,亏损面反而有所扩大。这似乎是一个悖论。造成这一状况的总体原因是,在市场经济加速发展和产业、产品升级换代加速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未能跟上前进的步伐.一些弊端暴露的更加明显,市场竞争力在许多领域有所下降。在一些领域.国有企业的绝对优势变成相对优势,在某些领域则变成相对劣势。气损问题只是上述问题中的一个方面、一种外部表现而且。 总体上看,造成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主要有下述五种。一是政策性原因;二是产业原因,即企业处在“夕阳”产业或萎缩性行业;三是企业债务或社会负担太重导致的亏损;四是内部管理、经营不善;五是体制性原因,旧体制的残余严重阻碍了企业按市场规律办事,以致亏损。如何看待上述五种原因,关系到国有企业的扭亏对策和下阶段的发展思路。 对于政策性原因造成的亏损,我们不能简单地要求企业“消化”,也不能简单地提出扭亏目标。从事公益性事业或从事公共物品生产的企业,如公共交通、自来水等,出现亏损不能视之为不正常。这些企业本身不是竞争性企业,不能将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对这些企业,一方面要强训科学的内部管理,尽可     

基础研究强度与区域创新绩效——政府支持与人力资本结构的调节效应

伴随我国新发展阶段创新需求特征的转变，基础研究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日益凸显，而政府支持与人力资本结构在区域基础研究强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200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从创新规模、人均创新水平以及创新产出结构3个维度，探究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动态影响及政府支持、人力资本结构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总体上看，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政府支持、人力资本结构正向调节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规模、人均创新水平的抑制作用；政府支持会强化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产出结构的抑制作用，人力资本结构正向调节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产出结构的影响。由此，提出不同区域应全面认识基础研究强度的作用及其影响路径，充分发挥创新管理政策作用的对策建议。     

我国风险投资空间区位与产业分布的异质性特征及成因

我国风险投资表现为空间区位的集聚性与分散性、产业分布的集中化与多元化并存。这种异质性特征主要是由于我国历史上对风险投资业发展的错误认识所造成的。应尊重风险投资的基本规律,推动风险投资业的良性发展。     

我国风险投资空间区位与产业分布的异质性特征及成因

我国风险投资表现为空间区位的集聚性与分散性、产业分布的集中化与多元化并存。这种异质性特征主要是由于我国历史上对风险投资业发展的错误认识所造成的。应尊重风险投资的基本规律，推动风险投资业的良性发展。     

金融集聚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2003—2007年省际经济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金融集聚使集聚区内部的金融产业和相关产业联系更加紧密,同时通过特殊的传导机制对周边产业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利用2003—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借助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证明了金融集聚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银行业集聚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贡献度明显大于证券、保险业且逐年递增;保险业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有益”的阻碍作用。     

工业化中的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不仅是改革中的关键问题,而且对我国工业化道路和模式的选择也至关重要。我国工业化中一直存在“行政推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推动”应该有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行政推动”不能再扭曲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作用必须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以人为本”的工业化中,政府不再以GDP为目标,更多地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进一步解放蕴藏在巨大人口中的生产力,应该是我国工业化中政府工作的重点。政府通过推动并规范本地民众创业,通过推动本地资源优化配置合理协调城乡关系,通过推动公共产品体系的建设,工业化将在新的基础上推进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协调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