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拆迁对原住民社会阶层变化的影响 ——以武汉市为例

研究目的:基于对武汉市洪山区两个已拆迁城中村原住民的调研数据,分析拆迁对原住民社会阶层变化的影响,为维护社会稳定、缩小贫富差距、完善城中村治理提供基础资料。研究方法: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在软件LatentGold 4.5中进行客观分层模型和住房分层模型估计,归纳拆迁前后社会客观阶层与住房阶层结构的特征与变化。研究结果:拆迁前社会客观结构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拆迁后中间退休阶层与零工底层群体融合形成新的零工退休阶层,客观社会阶层类别减少,社会分层趋于同质化,阶层分化减弱。拆迁后城中村居民住房的绝对价值均有所提高,住房价值整体的不平等差异减弱,而各个客观阶层内部住房价值的非均衡性均有所增加,阶层间的住房价值差距也随着拆迁而扩大。住房分层与社会客观分层存在较为复杂的关系,前者未打破人们原有的社会客观位置而重构社会阶层,但也并未与客观分层表现为完全的一致性,而是不同客观阶层的住房价值分布特征各不相同。研究结论:未来应重视拆迁对城中村居民的住房财产、社会阶层等各方面的影响,针对城中村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探寻规范化、差别化且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拆迁补偿制度,以缓和阶层矛盾。     

武汉市加强耕地保护的技术与政策措施

针对武汉市当前所面临的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建设用地扩张及生态退耕力度加大等严峻形势与压力,提出新时期加强耕地保护工作的技术与政策措施;在思想观念上,提高认识,创新理念,进一步强化政府和市民的耕地保护意识;在政策上,加强规划实施管理与控制,完善建设用地总量控制,重点实施耕地的保护政策;在技术上,划定优质农地,计算耕地需求总量,加速土地资源信息化建设,实现耕地保护技术创新,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的技术支撑体系;在制度上,建立耕地保护机制,加快耕地保护体制创新的步伐,促进土地制度建设,增强保护耕地的内在动力。     

土地供给结构、财政压力与房价——来自广东省的经验分析

研究目的:实证检验地方政府土地供给结构对区域房价的影响。研究方法:在分析土地供给结构影响房价机理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基于广东省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9—2015年的统计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加以检验。研究结果:土地供给结构显著影响房价水平,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表明住宅用地供给比例提高1%,房价分别下降0.126%和0.103%;基础设施用地供给比例提高1个百分点,房价分别上升0.062%和0.051%;工业用地供给比例提高1个百分点,房价则分别上升0.116%和0.110%。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在土地供给结构与房价的因果链条中起到重要的调节效应,即财政压力越大的地区,提高住宅用地供给比例对房价的抑制效果微弱,而基础设施和工业用地供给比例的增加则对房价的抬升效应更大。研究结论:为抑制过快上涨的房价,保障城市居民住有所居,在加快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土地供给结构,加大住宅用地供应的同时,也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逐步向持有环节的房地产税转变,以降低财政压力对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扭曲效应。     

农户家庭农地依赖度测算及多维生存状态评价 ——以湖北省武汉市和孝感市为例

研究目的:以在湖北省武汉市、孝感市抽样调查的714户农户家庭土地利用及社会经济数据为基础,分析农户家庭农地依赖度及多维生存状况,为改善农户家庭生活质量、制定精准政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根据农地依赖度将农户家庭分为非农发展、农业自给、农业增收、农业辅助、农业经营和农业生存6类,并构建多维生存状态评价模型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1)受访农户农地收入依赖度较低,武汉市、孝感市分别有49.70%和45.50%的家庭农地经济收入贡献率低于10%;(2)食物供给功能是农户农地利用的主导功能,农地食物依赖度介于40%～50%的家庭占比最大,分别占武汉市、孝感市受访样本的35.12%和30.69%;(3)农户农地生存依赖类型分化显著、生存状态结构差异明显,武汉市农业增收类家庭生存状态相对最好,而孝感市非农发展类家庭生存状态相对最好,且武汉市农业生存类家庭占比显著低于孝感市;(4)农地依赖较低的家庭恩格尔系数较高,在医疗保障普及率方面有所欠缺,而农地依赖较高的家庭则还在受教育程度、生活现代化水平方面表现较弱。研究结论:农户农地依赖度呈现多样化分组,建议政府通过农地换保障、增加非农就业、补贴农地流转等途径引导低农地依赖度农户退出农地,鼓励高农地依赖度农户成为专职经营主体。     

中、东部地区基本农田规划管制农户福利损失及区域差异分析

研究目的：比较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管制给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户带来的可能福利损失及其差异性。研究方法：期望效用理论和对比分析方法。研究结果：（1)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对农民土地发展权及福利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规划管制给东、中部地区农户带来的福利损失分别为42521元/hm2?a和20309元/hm2?a,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户的福利损失是中部地区的2.09倍。东部地区户均耕地远远小于中部,且东部地区的增量建设用地极为有限,所以东部的土地价值大于中部。（2)中部地区发生占用基本农田建房、建坟、改园、取土、挖塘、闲置等禁止性行为的概率为0.39,而东部地区发生这些禁止性行为的概率仅为0.1,说明在耕地保有目标限制下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得到较为有效的宣传。（3)以日常管制中发生频率最高的改园、取土、挖塘、闲置荒芜等禁止性活动为依据,中部地区农户的福利损失为3186—5274元/hm2?a,东部地区农户的福利损失为563—11572元/hm2?a,禁止取土行为几乎不会对东部地区农户的福利产生影响。研究结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农户对农田未来用途的预期不同,进而规划管制给他们带来的可能福利损失也有差异,在进行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时应区别对待,提高规划管制效率。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以广西14个地级市市辖区为例

针对广西14个地级市,从土地利用强度、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4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各个指标的均值与标准差的组合确定评价标准,并利用遗传投影寻踪模型对标准进行检验。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得到各个地级市的土地集约利用等级。结果表明,土地利用集约程度处于Ⅰ等的地级市为贺州和崇左;处于Ⅱ等的为河池、来宾、贵港、钦州和防城港;处于Ⅲ等的为梧州和玉林;处于Ⅳ等的为百色;处于Ⅴ等的为南宁、柳州、桂林和北海。评价结果为Ⅴ等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最高。广西各地级市的土地集约利用等级分布较不均衡,这种非均衡布局不利于今后的发展。广西应该使各个地级市之间产业布局整体化,互相促进,减少差距;严格限制投资企业的粗放式经营;结合自身的发展趋势,优化土地利用布局,最大限度地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益。     

生态功能区域农田生态补偿的农户受偿意愿分析——以湖北省麻城市为例

以湖北省麻城市为实证,基于农户的受偿意愿,综合考虑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损失,确定出农田生态补偿额度,在此基础上,通过Tobit模型检验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结果显示:1在对保护性耕作有经济补偿的前提下,分别有84%和70.67%的受访农户愿意减少化肥和农药施用量;2随着化肥、农药的减少比例从10%增加到50%,农户的受偿额度分别由1 125元/hm2·年、3 600元/hm2·年增加到7 250元/hm2·年、9 815元/hm2·年,农户的机会成本分别由688元/hm2·年、2 808元/hm2·年增加到6 298元/hm2·年、9 321元/hm2·年,且在同等减少比例下,农户对农药减少的机会成本和受偿额度都要大于化肥减少的机会成本和受偿额度;3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对农田生态环境的认知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期望指数对农户减少化肥施用受偿额度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年龄和家庭年现金收入有负向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距离城镇的远近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期望指数对农户减少农药施用受偿额度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家庭年现金收入有负向显著影响。     

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协调度分析

采用多目标决策方法,结合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实际情况,构建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协调度评价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武汉城市圈中大部分城市土地利用协调程度不高,只有武汉和仙桃市属于比较协调范畴,潜江和天门市属于基本协调范畴,鄂州、孝感、黄冈、咸宁市属于不太协调范畴,黄石市属于不协调范畴。土地利用协调度的大小排序为:武汉>仙桃>天门>潜江>咸宁>鄂州>孝感>黄冈>黄石。再通过比较各市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3个子系统得分高低并结合序参量指标值大小,揭示影响各市土地利用协调度分值高低的原因。最后,对各市未来土地利用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农地城市流转合理配置的可能性边界分析

农地城市流转现象是土地在农地和城市用地两种用途之间竞争配置的结果。从某种角度看,农地资源向城市用地流转的实质,就是如何分配与使用那些可以有多种用途但为数有限的农地资源,来满足轻重缓急程度各不相同的无限的用地需要。为此,文中采用经济学家通常提出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工具分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和城市用地使用者四个主要的参与主体在农地城市流转决策中各自承担的作用,分析了农地城市流转合理配置的社会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