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年代(一)

新闻业冷酷得令人发指。三周前,我站在巴勒斯坦拉马拉街头时,全世界都像那些自以为是的记者一样相信,没什么比阿拉法特之死更重要的事了。可是,当葬礼刚刚结束,我回到北京时,就在想还需要做后续报道吗?--看起来,没人再对那个死去的老人表示兴趣了,人们在说鲍威尔与赖斯。我仍在拉马拉的同事告诉我,昨天还到处都是的全球同行们都各奔东西了。     

我的新闻哲学

大约在1981年,路易斯·布努埃尔——令人难忘的西班牙导演——不容置疑地写道,现代世界的最大祸源分别是人口过剩、科学、技术与新闻媒体,而最后一个很有可能是祸害之首,它使得前3个祸源显得更加恐怖。     

恒隆集团董事长 陈启宗：反思香港40年

在不多的媒体报道中，陈启宗多半以精明商人的形象出现，似乎他只是上海、香港楼市的一个大玩家罢了，而两次加起来长达4小时的采访，却让我们认识到陈启宗的另一面：政治和文化上的开阔视野，以及是非分明的道德观念，对香港前景的观察、对西方民主的评判、对中央政府的支持，都是言辞犀利毫不含糊，这种正义感，恐怕也是父亲留给他的最大遗产。[编者按]     

必须开始改变的北大

两种力量正越来越威胁着今日的中国大学。首先,大学正日益屈服于世俗社会的压力,这所精神的堡垒已逐渐变成了社会组织中一个普通的机构;但另一种或许更值得关注的危险来自于大学内部的固步自封,教师自身与知识结构的僵化,产生了令人窒息空气,它比世俗更有力的扼杀了年轻的心灵。     

另一种传统

技术模仿容易，但一个社会的持久繁荣，却不仅仅依赖于技术与管理的力量，它更依赖于一个社会的内在价值观。两位思想家的努力，使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西方的传统，它与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好莱坞、微软操作系统和华尔街的金融分析师，截然不同。[编者按]     

黄绍伦探寻香港的企业家精神

金融成了香港的主导产业，投机成为影响社会最大的价值观。毕生研究香港经济的黄绍伦，开始为这个转型城市的社会心理感到困惑。“如果旧的工作伦理是过时的。那么它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都是个很大的挑战。”[编者按]     

最后一页 如何评定国家实力

今天我们正在给予物质力量以过多的关注，并吴以为物质积累就是大国的标志。我们自己夸大了自己的实力。     

一个赌徒的人生哲学观——评《在不确定的世界》

是不是单纯的金钱世界太过乏味与不令人尊敬。金融界的最杰出人物总是期待别人视他们为思想家,而非精明的商业领袖;他们愿意谈论个人哲学,而非传奇故事。乔治·索罗斯坚持说,自己是卡尔·波普尔的传人,他对“开放社会”的信仰是他进行投资的基础;格林斯潘尽管常常讲话含混不清,但人人都知道,在年轻时代,他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爱因·兰德那个小圈子中的一员,他们都是“放任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这串名单中,最近加入了罗伯特·鲁宾,高盛集团曾经的领导人、克林顿政府1995年-1999年的财政部长,现任花旗集团的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位从不带手表、…     

请克制你的愚蠢判断

“‘9·11’并非是美国经济的转折点。”经济学人情报社的首席经济学家RobinsBew9月9日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宣称。他还乐观地预言世界经济最糟糕的年头已经结束,美国的经济增长将愈发强劲,而日本也逐渐走出停滞不前的噩梦。     

幻象的终结

在台北大街小巷散步时，我常有一种时空错乱之感。忠义路、仁爱路、南京西路、哈密路、罗斯福路、辛亥路、大同区…··辽阔的中国、近代的历史还有古老的价值观念，似乎都被塞进了小小的台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