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观察手记(二十二)民间组织与基层民主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解决这些问题和满足这些需求,仅靠政府力量已经远远不够,需要组织化的社会力量。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群体,都需要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民间组织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结果     

乡村观察手记(二十三)中国基层民主进程中的国际影响

全球化不是单一的经济全球化,也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内容。对中国基层民主政治而言,全球化带来了复杂的影响因素。所谓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的政治改革、社会发展、基层民主的推进等,有着广泛影响。这种影响已经发生并且仍然     

村庄不再

“今日的村庄不再是昨日的村庄”。这句话就像一句废话,因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当把这句废话还原为一种现实生活的时候,承认这个事实就意味着要承认:当下的农村急切地需要组织制度创新。文献研究、数据分析可以显现乡村的变化,但是,我们很难设想,数学模型能够把当今中国乡村社会形态和内在结构演算出来。退而言之,即便这个模型很有功力,在建立模型之前,选择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时候,也需要有经验和实感作为支持。在农民生活层面,有许多变化是数据无法探测的。古人有“纸上得来终觉浅”的说法,对于农民研究而言,生活的体验和观察特别重要…     

乡村观察手记(九)乡镇政府在困境中演变

现在的乡镇研究,文章著述之多,已经足以使新学人望而却步。这些文章不仅描述了乡镇存在的诸多问题,而且提出了若干具体的解决办法。但是,人们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乡镇本身正在解决问题。最靠近问题的人们,也最靠近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大量学者在心情激奋地讨论如何拯救乡镇政府于水火的时候,乡镇干部其实也在处心积虑地为自己找出路。研究乡镇政府,应当在看到问题和窘境的时候,也观察这些当事者在问题面前的“反应”。在这种反应性行为中,蕴涵着改革的经验,蕴涵着变迁的逻辑,甚至预示着明天。因为工作关系,这两年我经常到县乡考…     

农村问题与政府制度化

过去若干年农村出现严重问题，基层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把问题全部归咎于基层政府是不公允的，因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体制。近几年，随着新的政策导向确立，系列新政不断推进，解决农村问题的政策条件渐入佳境。但是，中央政策的具体推进必须依托基层政府，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环节。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环节能否当此重任？如何让基层政府在解决农村问题中又好又快地发挥作用，不论在农民那里还是在社会上，都还有诸多疑虑。正如有政协委员在温总理面前所抱怨的，“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向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发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这种现象虽不能说普遍，但也并非个别，必须重视。因此，就农村问题来说，不论是寻找问题的根源还是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都必须深入研究基层政府。     

“逆向问责制”下的乡镇政权

前不久,我们就乡镇政府的问责体系建设,在河北、山西、山东、安徽、湖南、四川、甘肃、宁夏、陕西等10个省区的20个乡镇进行了实地调查。现提出我们的看法:乡镇政府的问责体系以自上而下的检查考核为核心,对上要接受上级考核,对     

九号院里的“研究员”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等四人辞去了政治局委员职务.在这次会上,关于纪登奎等人的辞职,陈云专门讲了话:“我不赞成这样对犯错误的同志揪住不放.这种检讨没完没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的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李艳、熊志勇,《再生中国》下册,第559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1980年4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免去纪登奎、陈锡联的副总理职务,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副总理.由此,纪登奎正式退出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