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尾开发区新一轮创业对策的思考

马尾开发区建区12年来,马尾人民在一片荒滩泽地上建起一座工业新城,工业开发区面积从最初的4.4平方公里发展到目前的10平方公里,基本完成了基础设施积累、资金积累、人才积累、经验积累和投资积累,实现了第一轮创业的奋斗目标,成为集国家级开发区、保税区、台商投资区、高科技园区为一体的新型开发区。当今,如何在第一轮创业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马尾的区位优势,制定合理的发展目标,是新一轮创业的关     

美,法会计模式的比较研究

美国、法国是世界上会计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其会计模式都曾对世界上许多国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对这两个国家的会计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不仅可以加深对他们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计理论研究的成果,更重要的,借鉴它们科学的研究方法。一、美、法会...     

沙南污水处理厂一期改造及中水回用工程实践

河南省漯河市沙南污水处理厂一期升级改造及中水回用工程新增深度处理单元处理规模8万m3/d,中水回用工程输水规模9万m3/d,设计出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排放标准。介绍了深度处理设计方案中各个工艺单元的比选,就设计排放标准,对比了一期升级改造后与原工程的污水处理工艺及污染物去除效果,以及一期升级改造工程的社会环境效益等。升级改造工程经过1年多的连续运行和在线检测,出水指标达到设计要求。     

陕西省高职教育区域发展差异剖析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和政策性制度性等原因,陕西省高职教育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作者认为,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建议是:政府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支持陕北陕南地区发展民办高职院校;加大合作力度,扶持优势特色专业等。     

将宁波-舟山港建设为海丝之路主枢纽港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发展国际海洋合作关系的重要决策。浙江作为古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组成,积极参与海丝之路建设,争取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港口主枢纽港,既是服务国家战略大局的需要,又是浙江发展的一个新机遇。     

USMARC和CNMARC在西文编目中的异同分析

文章通过对USMARC和CNMARC两种格式在国内西文编目中的异同分析,比对了两种著录方式在著录用标识符号、格式设计以及著录内容上的一些不同,对西文图书编目中著录数据的规范化以及促进西文编目格式的统一化进程做了一些积极的尝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形成的动力主体与路径解析

学术界对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形成的动力主体和路径存在争议。在回顾改革开放前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简史和解析三个"明星村"的基础上,提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形成的动力源有两个:政府和市场。其中,政府可以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构建上起推动作用,但是集体经济的另外两个构成要素——集体性生产经营和收入分配,要依靠市场才能发挥基层民间的首创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些"明星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形成是"双动力源"模式,形成路径是基层农民自发首创实践→政府认可推广。当前一些乡村希望用政府推动、"外部植入"的方式直接重建集体经济,但最终可能难以达到相应目标。     

城市创新行为改善生态效率了吗？——基于空间关联与溢出视角的考察

文章在理论层面探讨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并基于城市空间关联与溢出视角，采用我国2007-2016年260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多维度的城市异质性。进一步地，文章还通过对不同距离阈值上的创新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估计，测算了创新空间溢出的距离边界，检验了创新空间溢出驱动城市绿色发展的最佳地理距离区间，从而为增强区域创新合作以提升区域整体绿色发展水平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量化依据。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创新具有的增长效应、资源与环境效应、结构优化效应是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改善的重要途径，且产出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驱动效应强于投入端创新；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城市异质性，依赖于城市区位、所在城市群、环境政策、资源禀赋、创新能力和市场化水平；城市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空间溢出随距离变化呈衰退趋势，350公里以内为创新活动的密集溢出区；生态效率也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越发达且联系越紧密、要素流动越自由、创新对生态效率驱动效应越强的地区，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也越强。因此政府应完善创新激励政策、为创新外溢创造良好条件、注重引导创新的方向，并根据区域及城市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的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策略。     

广州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及改革困境

文章在三个案例村的基础上对广州市农村集体经济演进、现状、特点以及改革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分析。社区股份合作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集体收益分配问题,村改居使村级组织回归集体经济组织的角色,公司制增强了集体经济组织市场参与能力,但农村土地制度以及集体经济组织界定的模糊性成为限制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继续改革的制度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