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吸收能力和地理多样性的调节作用

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已经成为国际商务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但如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的跨国企业是否能够通过研发国际化行为提升母公司的创新绩效,现有文献对该问题尚缺乏足够的研究。文章基于2011-2017年间沪深两市310家信息技术业上市跨国企业的年度观察数据,采用泊松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企业研发国际化与母公司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首次从逆向知识转移的视角,探讨了吸收能力和地理多样性对研发国际化和创新绩效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研发国际化显著促进母公司创新绩效的提升;以研发投入强度衡量的企业吸收能力显著正向调节研发国际化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而以布劳异质性指数测量的地理多样性则显著负向调节研发国际化和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对中国企业国际化行为具有重要启示。该研究发现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该加大海外研发投资力度以提升母公司创新绩效,且为更好地实现外部知识的逆向转移,应同时提高企业总体研发投入强度。但作为新兴经济体企业,不宜在地理分布上实行快速扩张,否则较高的沟通和协调成本将弱化逆向知识转移的程度,而不利于母公司创新绩效的提升。     

Trade and Investment Linkages and Stock Market Long‐Run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whether the intensity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linkages among the countries matter for their stock market long‐run relationship. To achieve this, we classify Australia's b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 into major, medium and minor. Empirical findings of an asymmetric generalised dynamic conditional correlation generalis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model show that correlations are time varying and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GFC).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cointegration test confirm the long‐run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ock markets of Australia and its major partners in the pre‐GFC and during GFC. Based on the full‐sample results, it indicates that the GFC has segmented the stock markets from the long‐run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Granger non‐causality test results on full sample show that Australian stock market causes only the New Zealand market while the USA, the UK, Germany, Canada, Switzerland and Italy drives the Australian market. Our results therefore suggest that the intensity of b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linkages among the countries matter for their stock markets' long‐term relationship.     

科技人才组织领地行为如何影响其离职意向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视角,以科技人才为研究对象,关注其组织领地行为对离职意向的影响机制,并探究心理所有权的中介作用、婚姻的调节作用以及婚姻与心理所有权共同产生的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建立基于科技人才婚姻情况与心理所有权的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运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全国各地高新技术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科技人才共411份有效问卷,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考虑婚姻的调节作用时,科技人才组织领地行为对离职意向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心理所有权对这种直接影响也无中介作用;考虑到婚姻的调节作用,未婚群体的组织领地行为越强,离职意向越强烈;在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中,婚姻状况在心理所有权对组织领地行为与离职意向间的中介作用起到了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未婚群体组织领地行为通过组织心理所有权的部分中介作用负向影响离职意向,通过直接影响机制正向影响离职意向。     

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研发活动的高风险特征决定其必然受到融资约束。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短期融资方式,是否影响研发投入？以我国2009-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商业信用融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及产权性质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多,越不利于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商业信用带来的短期偿债压力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商业信用融资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结论表明,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主要表现为偿债压力带来的风险效应,而不是融资支持,对民营企业的风险效应更为显著。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情况下,短期融资难以支持企业长期投资,因而政府需要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短期负债偿债压力对企业研发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国房地产投资结构研究

由粗放型外延扩张转向集约型内涵化发展是中国房地产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产业内部结构优化无疑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根本途径,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时空、主体、用途三方面深入分析了中国房地产投资结构,揭示了其低度化的现状,阐述了产业投资结构优化的目标及具体对策。     

热力景观在城市生态规划中的应用

本文在引入城市热力景观这一概念来综合反映城市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阐述了一种以城市热力景观为背景对城市进行规划的方法:利用生态廊道的传输作用、切割作用、防护作用,以廊道为纽带,以水、路、风、林等贯通性廊道对城市生态环境进行疏导,使生态效应由线向面扩展,用线网结构沟通,从而形成城市生态的优化机制。     

大股东控制、政府控制层级与公司价值创造

本文着眼于公司价值的边际增量——投资绩效,从相对更短的价值链,研究了大股东控制、政府控制层级在我国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与效率,以深入探究所有权结构与公司价值关系的迷雾。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发现: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在公司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与效率和终极所有权性质密不可分,大股东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对市县级政府和非政府所属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产生了消极影响。具体而言:市县级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上市公司的投资绩效受到堑壕效应的消极影响,但利益趋同效应仅在非政府控制上市公司中有所显现;股权制衡对市县级政府和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投资绩效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小企业融资创新研究

由于受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了能使中小企业尽快走出困境,必须加大对这些企业的融资和支持。同时,应结合中小企业的特点,通过创新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和方式,帮助企业度过困境,为中小企业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