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效率：理论与现实的悖论

理论分析表明银行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规模经济弹性系数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趋于上升,规模不经济性越来越强.但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法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了从1994年到2005年,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弹性系数趋于下降,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银行效率趋于提高的结论.本文试图从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来解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悖论.     

农地征收制度改革模式的解析及创新路径的选择

农地征收制度改革大致可以归纳为公益性农地征收和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两种模式。公益性农地征收制度改革模式是从发达国家移植过来的,改革面临着公共利益界定、合理补偿标准与公正征地程序确立等众多难题。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是农民自发进行的制度创新,还有许多理论与法律障碍有待克服。两种农地征收制度改革模式的融合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国农村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决定了两种农地征收制度改革模式也只能走渐进式融合的创新道路。     

城市化对健康的影响研究评述：利弊分析与未来展望

快速的城市化对健康产生双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城市化使城市人群能够分享现代医疗技术的最新成果,从而使城市人群的预期寿命更长,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更低;但同时城市化的过程也伴随着城市环境的污染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改变,从而又使城市人群在许多疾病的发病率上高于农村。城市化对健康的影响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目前在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文章尝试对此问题做一评述性研究。     

北京跨界水源地生态可持续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以官厅水库流域延庆怀来两县为例

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污染的现状使得北京跨界水源地发展模式受到各界的关注。以官厅水库流域的北京市延庆县和河北省怀来县为例,运用指标体系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了延庆县符合生态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其生态可持续发展水平也接近或达到相关标准;而相对而言,怀来县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现状距离生态可持续的目标差距较大。而行政区划是导致北京跨界水源地境内外发展模式不同的重要原因。     

我国复杂产品系统自主创新能力动态演化的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

复杂产品系统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科技进步、经济建设和社会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然而我国CoPS的自主创新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CoPS企业可以通过对自主创新能力动态演化机制的分析来探索CoPS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途径,提升企业竞争能力。     

基于协同模型的铁路货运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针对我国铁路货运和经济发展的特点,选取了能够表征两者发展的序参量;运用协同学理论,构建了铁路货运和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协同度测度模型;基于构建的模型,对近15年序参量的综合发展水平、协调度及协同度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客观全面地评价铁路货运和社会经济耦合因素协同发展水平和状态,且得出铁路货运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密切相连,在互动中循环上升的结论.     

增长竞争与权力配置:对中国城市规划运行环境的讨论

"财权上收、事权下放、人事任命权集中"的纵向行政权力配置,是市场经济转型下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博弈的结果,也塑造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增长竞争"关系。在财政压力和晋升激励的驱动下,城市规划更多地扮演地方政府获取空间资本的工具角色,而其运行环境的优化只能依靠自上而下的体制改革。改革是对现有制度与权力关系的"渐进修补",而非否定。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行政权力配置,形成了较为有效的政府内部治理结构,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构筑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并强化了政府的行政能力。但这一结构仍有改良的必要。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城市规划的运行环境进入了廓清政府职能,向市场与社会分权的阶段。     

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及其支撑要素

高新技术产业是一种知识密集、高投入、高风险和高收益的产业.它的发展具有渗透性和带动性,具有明显的国际化特征.在其发展中,高科技和管理人才、风险投资、制度创新是三个主要的支撑要素.其中,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是基础,风险投资是保障,制度创新是前提.     

浙江省创新产出空间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以浙江省11个地市作为空间研究单元,以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产品产值作为创新产出的衡量指标,对浙江省2003-2011年市际创新产出进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浙江省创新产出空间集聚现象显著,基本呈现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特征,即创新产出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第二产业比重对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环境对创新产出不存在显著影响;创新投入对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发经费投入影响效应较大。     

重庆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解析

文章对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衡量设计了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对重庆的城乡统筹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水平与全国高水平地区相比仍然处于低水平阶段,在城乡统筹的三大关系中,城乡区位关系的低水平是导致重庆城乡统筹发展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